——甲午戰(zhàn)爭與北洋海軍
戰(zhàn)爭與軍隊，是軍事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存在以來的千古話題。勝利與失敗則是這一話題的最核心部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軍人的實踐，軍隊的實踐．從最根本上來說都是這兩個字：戰(zhàn)爭。戰(zhàn)爭從來用血與火，對一支軍隊進而對一個國家做出嚴格檢驗。
被甲午戰(zhàn)爭檢驗了的北洋海軍，是一支什么樣的軍隊呢?
一、是一支在官僚傾軋中艱難成軍的海軍
其從始至終的窘迫絕不僅僅源于挪用經費
北洋海軍是中國第一支現代化軍隊。它能夠成軍．受三個事件的無情推動：1860年的庚申之變。1874年的臺灣事件。1884年的中法戰(zhàn)爭。
1860年英法聯軍入侵北京火燒圓明園，是搭乘兵輪從天津海口登岸的；1874年日軍人侵臺灣事件，按滿清大臣文詳所述是“東洋一小國…僅購鐵甲船二只，竟敢藉端發(fā)難”；1884年的中法戰(zhàn)爭，清廷上諭稱為“法國恃其船堅炮利，橫行無忌”。清車雖有陸上的勝利，結果卻仍然是簽約賠款。
三大事件，無不和海上力量的有無和強弱密切相關。在危機愈加深重的時刻，清廷終于發(fā)出了“造船不堅，制器不備．選將不精，籌費不廣”的感嘆，和“懲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師為主”的決斷。1885年，總理海軍事務衙門設立。1888年，北洋海軍正式成軍。
從1861年決定投巨資向英國購買一支新式艦隊起，到北洋艦隊成軍的二十七年時間內，清廷為建設海軍到底耗去了多少銀兩，至今無法精確統(tǒng)計。這對一個既無明確的用款計劃，又無嚴密的收支審計制度的封建王朝來說，是一筆太難弄清的糊涂帳。但投入無疑是巨大的。前駐日本領事姚錫光在《東方兵事紀略》中說，北洋艦隊“其俸餉并后路天津水師學堂及軍械、支應各局經費，歲一百七十六萬八千余兩”。這還僅僅是餉項及后方開支等項，可見海軍的開支的確驚人。有人統(tǒng)計，不算南洋海軍和廣東、福建水師，僅建成北洋海軍就耗銀3000萬兩；還有統(tǒng)計說，清廷支付的艦船購造費便已超過3000萬兩。再加艦船上各種裝備器材的購置維持費、艦隊官兵薪俸、艦隊基地營造費及維持費、后路各造船修船局廠及官衙的開設維持費、海軍人才的國內外教育培養(yǎng)、海軍學堂的開辦維持費等等，合而計之，清廷為海軍的總投資約在1億兩上下。等于每年拿出三百多萬兩白銀用于海軍建設，平均占其年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四強，個別年份超過百分之十。這樣的數目與比例，在當時條件下不可謂不高。
它是在一個政局激烈動蕩、財政捉襟見肘的情況下完成這一巨大投入的。近二十年之久鎮(zhèn)壓太平軍、捻軍等全國農民起義的戰(zhàn)爭，已使其“帑藏支絀”，財政上幾乎山窮水盡；又外患方殷，“倭逼于東，俄伺于西”，東面先打發(fā)日本、后打發(fā)法國不斷地賠款，西面先平息回亂、后收復新疆不斷地支款。在這種情況下拆東墻補西墻，勉為其難地湊成了對海軍的投資，為建設海軍也算是挖空心思。道理很簡單，此時的滿清統(tǒng)治者，不論慈禧太后還是同治帝、光緒帝，皆深刻意識到了海防危機對其統(tǒng)治所帶來的危險性。
但為什么自1888年北洋成軍后，“添船購炮”的工作突然完停止了呢?連慈禧皆稱“惟念海軍關系重大，非尋常庶政可比”，幾近將海軍視為身家性命，卻突然要將其經費挪去興建頤園呢?
有三個人物應該注意：醇親王奕擐，北洋大臣李鴻章，帝師同穌。
首要人物是醇親王奕擐。這位慈禧旨派的總理海軍事務大，初到海軍衙門做了一些事情。主要是籌措、落實到了較為穩(wěn)的海軍經費，省免了若干海軍建設中的掣肘貽誤。但從他入海軍衙門的第一天起，也帶來了過多的政治利害。
奕擐是光緒帝的生父。其持掌海軍時，正值慈禧應撤簾歸政、光緒親政在即的關鍵時期。他深知慈禧擅專權，索睹即使慈禧親生子同治帝，亦長期被作為“兒皇帝”對待的境況。同治病亡無子，兩宮宣布立其子為嗣、入承大統(tǒng)之時，奕擐竟然“警懼敬惟，碰頭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可見他對禍福的感受有么深。多年來，他為其子光緒帝擔心，怕不得歸政，只能做個陰影下的兒皇帝；又為自己擔心，怕稍露不慎惹怒反復無常的慈禧；招致更大禍患。他“謙卑謹慎，翼翼小心”，“深宮派辦事宜，靡不殫心竭力”，甚至“前賞杏黃轎，至今不敢乘坐”，被慈禧評價為“其秉心忠赤，嚴畏殊常”。1886年，慈禧做出一個試探：“六月壬申，懿旨，欽天監(jiān)于明年正月擇皇帝親政日期”，奕擐立即以極快的速度作出反應：“丙子，醇親王暨王大臣等合詞疏請皇太后仍訓政，不許。皇帝親政定于明年正月十五日舉行”；“庚辰，醇親王暨禮親王等復申訓政之請，……懿旨勉從之。命醇親王仍措理諸務”。內心明明時刻盼望慈禧歸政，卻又要兩次親率諸大臣懇請訓政。他十分清楚，非此，不但光緒不能親政，他可能“諸務”皆“措理不成”。在總理海軍事務大臣任上，奕擐在勉為其難地走鋼絲。其視點的中心不在海軍。不過是在這個衙門里期待機會、尋找方式，好去接近心中的政治目標罷了。
幾乎在指派奕擐出掌海軍的同時，慈禧正面對另一個煩惱。
據李鴻章日記載。1885年7月13日“慈禧計修圓明園，估工銀2000萬兩。戶部尚書閻敬銘稱無款可辦。慈禧言改修三海，閻仍答無款。慈禧喝滾出，閻羞憤成疾。”
這一幕．奕擐該比李鴻章知之更詳。海軍和圓明園，成了慈禧的兩塊心病。
慈禧要修園由來已久。1873年同治帝剛剛親政，即秉承慈禧旨意頒布朱筆上諭，重修圓明園。當時奕譚不顧同治帝的警告．兩次上疏，兩次廷辯．要求“屏無益之游觀”，“省無名之興作”，“現在急宜停止者，乃在園工一事”；甚至不惜在同治面前“面諍泣諫”，淚流滿面地叩頭申辯不已。最后雖與恭親王奕訴等一道阻止了修園話動，但也幾乎為此失去官爵。
就是這樣一個當初堅定的反對修園者，在其子被立為皇帝之后，地位和利害隨之變化．終竟成為一個挖空心思挪用海軍經費修園的始作俑者。
鐵甲艦和頤和園，應該說是一對矛盾體．但對慧禧來說卻毫不矛盾。危機時用鐵甲艦來維護統(tǒng)治，防止“大清江山”的崩塌，和平時用頤和園來享受統(tǒng)治，感受江山帶來的奢華。一切似乎都天經地義。所以她既主張大辦海軍，多購艦船，又對阻止她修園的大臣“喝滾出”，給予痛罵。新設之海軍大臣每年掌有數百萬兩銀餉，既成為宮廷內外人人眼中的肥肉，又是慈禧兩塊心病的交叉匯聚點。該怎么維持這個艱難的平衡，地位十分微妙。
奕擐到海軍不久就接到一道懿旨：“內務府年終發(fā)款不敷，著準由海軍署存款內借銀40萬兩，分五年歸還。”他執(zhí)行了這道懿旨。他也有兩塊心病。慈禧要購艦修園，他要保己保子。海軍經費成為這兩個不相干利益的黏合劑。此時還僅僅是“年終發(fā)款不敷”，還承諾“五年歸還”。但奕擐再不會去“面諍泣諫”了。他要用滿足慈椿一切心愿的方法實現自己的心愿。騰挪經費造一個園子，讓慈禧早日住進去“頤養(yǎng)天年”，既了卻其夙愿,從而確保自己并非十分穩(wěn)固的政治地位，又能騰出其手中權力，讓政權早日轉移到光緒帝手中。如此一來，心病皆消。
這是一種既赤裸又深藏的交換。至于挪款給慈禧修園養(yǎng)心悅目之后．會否把海軍也弄成一支只能觀賞的海軍，則未在這位總理海軍事務大臣首要考慮之列。
人們指責慈禧以海軍換取頤和園，卻忽略了奕擐在這里投入的隱秘賭注：以海軍換取光緒帝親政。
他從上任到開始第一筆“借款”，擔任總理海軍事務大臣僅九個月。
若說奕擐早想如此，也不切實際。畢竟他還牢記著“庚申之變，大辱國家”，上書要求“裁汰冗費，積蓄錢糧”、“詳制器械，精造戰(zhàn)艦”；并提出海防“若不早為密防，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他后來在一份奏折中表露出挪用經費時反復權衡的心情：“欽工緊要．需教益急，思維再三”。 “思維再三”之后定下的決心，更難改動。這個陷于官場利害中的海軍大臣，終于難以自拔。
如果說奕擐挪款出于自身種種復雜考慮、其前后言行表現出相當之矛盾，那么李鴻章加人挪款，其矛盾就更加深刻。
李鴻章早年也是一個堅定的反對修園者。1874年已經大規(guī)模鋪開的修園活動之所以迅速夭折．他雖未處朝政中樞，卻起了關健作用。當時他不滿于修園，但并未犯顏直諫，而是在直隸總督任上．首先抓住受清廷內務府指派籌集修園木材的奸商李光昭，揭出其四處行騙、甚至引起中外交涉的事件。此事使慈禧和同治帝都處于尷尬境地。接著在同治允諾下。他窮追猛打，嚴刑審訊，最后以“詐傳詔旨”律列判處李光昭斬監(jiān)候，秋后處決。此案揭露。朝野大嘩，人們“一時稱快”。以此案為契機，突擐、奕訴諸重臣再次聯銜上疏，修園活動終被終止。
李鴻章當時之所以堅定地反對修園，就是感覺到宮廷侈奢與國家防務的巨大矛盾。修園被迫中止后，他在上奏中提出“停內府不急之需，減地方浮濫之費，以裨軍實而成遠謀”。要求宮廷停“不急之需”，話雖婉轉，也還是有一些膽量。李鴻章為籌建海軍奔走數十年，其中、后期奏折中相當一部分與此有關。內多有慷慨陳詞之處和苦心竭慮之思；凡有關海疆大略、海防分區(qū)、艦船配制、港口泊位、炮臺船塢、官兵俸餉、經費籌措等事，無不參與謀。西方有人稱其為中國現代海軍之父，就是出于其對海軍的貢獻。所以即使醇親王奕擐以皇帝生父身份入主海軍衙門，最初要他“于存匯豐銀行購買快船款內暫提銀30萬兩．修三海工程”時，他也推說“因購船尚不敷，請另指他處有著之款撥付”。予以婉拒。
但最終他還是加入了挪款行列，甚至成為其中積極的籌措者，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一、對本身政治地位的憂慮。李鴻章在朝中政敵甚多。尤其在興辦海軍問題上，開罪的權貴官僚不在少數。恭親王奕訴描述建海軍之艱難時說：“歧于意見，致多阻格者有之；絀于經費，未能擴充者有之；初基已立，而無以繼起久持者有之。同心少，異議多；局中之委屈，局外未能周之”。恭親王失勢，他更失去一根臺柱。與他為敵者，或出于保守派與洋務派的分歧，或含有滿族大員對漢族大員的排異，更隱埋著宮廷內部對疆臣手中日隆之權力的警慮。總之對李鴻章來說，多年來參其奏折不斷，甚至以其倡辦洋務而“百疏詆為漢奸”；以致他后來竟發(fā)出“從古立大功者類皆謗書盈篋”的感嘆。其之所以能夠鶴立，主要得力于慈禧。但失去首倡洋務的恭親王的庇護，不免總感勢薄力單。醇王與恭王多年不和，其入主海軍自然對李鴻章壓力不??；又有光緒生父的身份。權力炙手可熱。且光緒帝親政在即，他不得不面對一個全新的政治考慮。
但作為一個滿清官場政治角逐中的老手，他很快摸透了奕擐的心病，從而做出了抉擇1886年7月16日，在婉拒挪用匯豐銀行那筆款后還不到一個月，李鴻章函奕擐“…擬先建旅順后建膠州灣。請奕擐在親政撒簾后繼續(xù)主持海軍”，向酵親王發(fā)出了明確的信號。五個月后，因“南海工程款項不敷”，奕擐提出要求，要李“稱創(chuàng)建京師水師學堂或某事借洋款七八十萬兩”，他立即囑咐其親信周馥辦理。一個月時問便從德國銀行借款500萬馬克，約合銀90余萬兩，超出了奕擐提出的數目，將事情做得妥妥帖帖?？偫砗＼娛聞沾蟪嫁冗в院＼姄Q取光緒帝的早日親政，會辦海軍事務大臣的李鴻章則欲借海軍重新獲得一片政治庇蔭。
此時的李鴻章，也不再是那個以嚴厲手段處理李光昭詐騙案的李鴻章了，他也開始了不光彩行徑：以海軍辦學名義“或某事”，直接向外國銀行借款。1888年北洋海軍成軍，奕擐函稱萬壽山工程用款不敷，囑李函各處以海軍名義集款200萬兩存儲生息，以備分年將利息支給清廷做修園費用。李鴻章即分函兩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曾國莖、胡廣總督裕探、湖北巡撫奎斌、四川總督劉秉章、江西巡撫德馨等，廣為募集。最后各地督撫認籌260萬兩，由其掌握，以利息供慈禧修園。就此完全跌人了挪款修園的行列。
此處之矛盾怪異就在于，為籌辦海軍樹立的政敵，竟然以挪用海軍經費去化解。
二、李鴻章之所以加入了挪款行列，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對北洋海軍成軍后形勢的錯誤估計。這又是李本人的又一矛盾怪異之處。他原本是清廷中少有的窺破面臨危機的大臣，尤其對日本，一直保持著較高警惕。1874年他率先指出“泰西雖強，尚在七萬里以外，日本則近在戶闥。伺我虛實，誠為中國永遠大息”；1881年．他在另一份奏折中稱“今之所以謀創(chuàng)水師不遺余力者，大半為制馭日本起見”。直接以日本為建設海軍的假想敢．目標不能說不明確，警惕性也不可謂不高。
但隨著定、鎮(zhèn)二艘鐵甲艦的到來及北洋海軍成軍，作為中國近代海軍的當然創(chuàng)始人，在一片夸贊聲中，他那種”日本蕞爾小邦”的帝國意識開始膨脹了。其一系列言行都表露出多年謹慎之后的志得意滿。
1891年北洋首次大閱海軍，他雖有“目前限于餉力，未能擴充”的遺憾，但又充滿“綜合海軍戰(zhàn)備，尚能日異月新”。“但就渤海門戶而論，已有深固不可搖之勢”的自信。
1894年5月，北洋第二次校閱，他在奏折中也有“北洋艦隊成軍后至今未添一艦”等語，但首先強調的仍是“整個北洋海防，北至遼沈，南至青濟，二千里間一氣聯絡，形勢完固”。此時距海戰(zhàn)爆發(fā)只剩下一個多月。
1894年7月，大戰(zhàn)爆發(fā)已近在眼前，他仍然感到“海軍就現有鐵快各船，……似渤海門戶堅固，敵尚未敢輕窺。即不增一兵，不加一餉，臣辦差可自信，斷不致稍有疏虞”。而此時距豐島海戰(zhàn)爆發(fā)只剩下二十一天。距北洋海軍全軍覆滅只剩下七個月時間。這個早年對日本警惕性如此之高的大臣，事到臨頭，對危機的感覺卻變得如此麻木。
1894年7月25日爆發(fā)豐島海戰(zhàn)，8月1日中日宣戰(zhàn)．但直至8月29日李鴻章仍在奏報“海軍力量以之攻人則不足，以之自守則有余”，依然未從那片虛構的夢幻中徹底警醒。丁汝昌戰(zhàn)前提出在主要艦船上配置速射炮，需銀六十萬兩，他聲稱無款。北洋艦隊在黃海海戰(zhàn)中戰(zhàn)敗，他才上奏前籌海軍巨款分儲各處情況：“匯豐銀行存銀一百零七萬兩千九百兩；德華銀行存銀四十四萬兩；怡和洋行存銀五十五萬九千六百兩；開平礦務局領存五十二萬七千五百兩；總計二百六十萬兩。”
無款的海軍和藏款的李鴻章形成了多么矛盾的對照。挖空心思為海軍籌措經費的李鴻章，和同樣挖空心思“變通”海軍經費的李鴻章形成了多么鮮明的對照。
清廷之所以下決心“大治水師”，是出于面臨危亡的考慮。失去海防幾近意味著失去政權，已被數次危局所證實。挪用海軍經費無異是削弱自己統(tǒng)治的根基，這一點精明的慈禧決不會不知。北洋艦隊黃海戰(zhàn)敗后，她迅即宣布“現當用兵之際，必應寬備餉需。除飭戶部隨時指撥外，著由宮中節(jié)省項下發(fā)去內帑銀三百萬兩，交戶部陸續(xù)撥用”；緊接著又是一道懿旨：“因日人肇釁，六旬慶辰大典改在官內舉行，頤和園受賀事宜即行停辦。”她也知道要趕緊停止精心準備的在頤和園的祝壽，且趕緊歸還一部分挪款。
翁同穌喻稱“以昆明(湖)易渤海”，沒有一個統(tǒng)治者會做這
種明顯賠本的交易一一除非他感到那片渤海已經確保無虞。
結論再簡單不過：設有了渤海，何謂昆明(湖)?
北洋海軍表面的強大蒙蔽了李鴻章，通過李鴻章也蒙蔽了清廷。在這種心態(tài)下，挪用部分海軍經費似變得無傷大局。
李鴻章早年曾經說過：“臣愚以謂國家諸費皆可省。惟養(yǎng)兵設防，練習槍炮，制造兵輪船之費，萬不可省。求省費，則必屏除一切，國無與立，終不得強矣。”當初呼吁籌建海軍最力的人，后來騰挪海軍經費最力。當初反對修園最力的人，后來別出心裁地暫借、直撥、挪用、吃息籌資修園最力。清末政治中比比皆是這種極其矛盾復雜的現象。歷史在同樣人的身上，完成著令人深思的輪回。這不能不說是那種腐朽政治的必然悲劇。
到底有多少海軍經費被挪用了，仍然是筆糊涂帳。傳說3000萬兩。顯然有夸大．現有的較為接近的數字有三種：1200萬至．1400萬兩之間；600萬到1000萬兩之間；860萬兩。這筆錢與其說是慈禧挪用的，倒不如說絕大部分是海軍主持者們自己拱手讓出去的。奕擐、李鴻章等人出于自身種種復雜的考慮，讓最高統(tǒng)治者感到了渤海海面的升平。
再來看看李鴻章等人的反對派。帝師翁同穌是甲午戰(zhàn)爭中激烈的主戰(zhàn)派。最與李鴻章格格不入。作為光緒帝的師傅及補進之軍機大臣，翁同穌對朝政的影響不小。在因甲午戰(zhàn)敗給予李鴻章的一系列處分中，他都起了關鍵作用。但翁氏真如其在戰(zhàn)爭中表白的那樣，是如此之求自強么? 1891年戶部因庫款支絀，奏準南北洋停購外洋槍炮、船只、機器兩年，當時戶部尚書即為翁同穌。時值頤和園工程用款最驟，翁氏作為戶部尚書，不用簡省宮廷開支之法解決支絀，反停支海軍裝備購置費兩年，“所省價銀解部充餉”。這不同樣是在克扣挪用海軍經費么?無怪乎黃海戰(zhàn)敗后兩周，翁氏焦急于局面嚴峻，受慈禧指派赴津向李鴻章問及“北洋兵艦”時，李先是“怒目相視，半晌無一語”，最后慢慢掉頭說，“師傅總理度支，平時請教輒駁詰，臨事而問兵艦，兵艦果可恃乎?”而翁氏竟然“語塞”。
翁同穌當時出此議，并非僅僅出于他自我表白的“計臣以撙節(jié)為盡職”。真為“搏節(jié)”計，就不應只拿海軍開刀。這里面同樣含有官場中有我無你的個人恩怨。
翁、李交惡于1862年。時翁同穌之兄翁同書在安徽巡撫任內被曾國藩上疏嚴劾，受到遠戍新疆的懲處，而曾氏那份慷慨激昂的上疏，據稱立稿人就是李鴻章，出語驚人，無懈可擊。從此翁、李結仇。
兩人長期不睦還有一個皆不啟齒的原因：滿族中央權貴對漢族封疆大吏的疑慮與排斥。清朝末年，隨著滿族中央政權的衰弱，漢族官僚紛紛崛起。他們辦洋務、興局廠、練新軍，在求自強的口號下鬧得轟轟烈烈，李鴻章則是其中之集大成者。當時北洋海軍在翁同穌等相當一部分滿清權貴們看來，幾乎已成為李鴻章的個人資本。兵部早有人上奏，說北洋水師有變成“李鴻章之水師”的危險，再閱數年，(李鴻章)兵權益盛，恐用以御敵則不足，挾以自重則有余”。他們要削弱李鴻章，就要削弱這支艦隊。所以限制北洋海軍就是限制李鴻章，打擊北洋海軍就是打擊李鴻章，已經是他們的一個心照不宣的目標。
種種桌面之下個人和集團的私怨私利，拿上桌面便成為堂而皇之的“政爭”。翁、李多年“怨之頗切”(李鴻章語)，最后幾乎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皆是為了“大清江山”，未免太高尚點了。
但不管怎么斗，結果是一個：吃虧的都是夾在中間的海軍。
頗富諷刺意味的是，停撥了海軍經費的翁同穌，僅依據他在甲午戰(zhàn)爭中的激烈言辭，被后來大多數評論家稱為“主戰(zhàn)派”．似乎滿清王朝中真正追求自強的，是翁氏這樣的人。而他無事時首先停發(fā)海軍經費之事，卻被人忘記。光緒帝在危機中極力主戰(zhàn)，召見軍機大臣時“言及宗杜，聲淚并發(fā)”，也為后人嘆惜不已。這位主戰(zhàn)的皇帝當年“辦理大婚之款，四百萬兩尚不敷用。著戶部再行籌拔一百萬兩”也被人忘記?；实鄢苫楦傄韵喈斢趦赡甑暮＼娊涃M為代價，且正值北洋經費短絀、無力再添艦船之時。待到危機突至、真要割地賠款了，主戰(zhàn)皇帝也只有淚流滿面地“同諸臣，時事如此，戰(zhàn)和皆無可恃”了。
在沒有基本透視那部腐朽且龐雜的封建官僚國家機器以前，任何針對個人的結論都是輕率的。奕擐、李鴻章、翁同穌三人，身份各異,觀點各異，利害各異，卻是當時滿清政治腐敗的一個縮寫。西人評論說：“此大機器… 其諸組之輪，不依一共同之方向而旋轉，乃各依其私獨之方向而旋轉”，這種各朝己方旋轉的結果, 就是在內外利害縱橫交織、官場福禍蠅營茍且的形勢下。誰也不會將全部精力投入海軍建設，更不要說全付財力了。外患未至，海軍是各自政治角逐中的籌碼，待外患真至，方想起以海軍為共同盾牌。但為時晚矣。不論光緒還是慈禧，洋務派還是保守派，中樞重臣還是封疆大吏，滿人還是漢人，在那場深奧復雜、變幻莫測的政治角逐中，誰都不是勝利者。將如此之多的精力、財力用于內耗的民族，怎么去迎接外敵發(fā)出的強悍挑戰(zhà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