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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書鴻（1904年4月6日-1994年6月23日），滿族，伊爾根覺羅氏，浙江杭州人，著名畫家、敦煌學家，我國敦煌學的奠基者和敦煌文化事業(yè)的開創(chuàng)者。1923年畢業(yè)于浙江省立甲種工業(yè)學校（浙江大學前身），1927年赴法國留學，1936年應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王世杰邀請，在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擔任教授，1943年到敦煌籌備成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1944年任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1950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1959年兼任蘭州藝術學院院長，1982年調(diào)任國家文物局顧問并擔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譽所長。常書鴻被譽為——敦煌守護神。

在法國，勞朗斯對來自中國的學生常書鴻說，藝術不在巴黎，藝術在東方，在中國。常書鴻一開始只是受到很大的沖擊和震撼，可是他還沒有能夠完全理解老師勞朗斯說這話的意思。直到他看到《敦煌石窟圖錄》，才發(fā)現(xiàn)老師言之有理——敦煌的藝術就是世界上最好的藝術。

我決心離開巴黎，而等待著我離開巴黎的是蘊藏著千數(shù)百年前民族藝術的寶庫的敦煌。1936年秋，常書鴻踏上了歸程。

常書鴻在《鐵馬叮咚》中寫道：第一次向我提起敦煌之行的是已故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教授。1942年秋季的一天，梁思成找到我，問我愿不愿意擔任擬議中的敦煌藝術研究所的工作。到敦煌去！正是我多年夢寐以求的愿望，于是我略加思索之后毅然承擔了這一工作。時任國民政府監(jiān)察院長的國民黨元老于右任向最高國防會議提出了建立研究所的提案，獲得通過，梁思成向于右任推薦常先生擔任所長的。自此，常書鴻就開始了他終生的敦煌事業(yè)。

這時，三危山上的太陽，透過白楊的柔枝嫩葉，照耀在洞窟中的彩色絢麗的眾多壁畫和彩塑上，產(chǎn)生出不可思議的動人心魄的宏觀異彩。一陣按捺不住的發(fā)自內(nèi)心深處對于偉大祖國民族藝術傳統(tǒng)的愛慕之情，像電流震撼了我的全身，使我長途跋涉的疲勞頓時一掃而光。

敦煌藝術是一部活的藝術史，一座豐富的美術館，蘊藏著中國藝術全盛時期的無數(shù)杰作。只有在敦煌，我們才可以“行五十步而穿越百年，行百步而穿越千年”系統(tǒng)而完整地目睹中國偉大的藝術寶藏和一脈相承的藝術傳統(tǒng)。

你這個自以為很得藝術要領，一直為西洋文化所傾倒、言必稱希臘、羅馬的中國人，對祖國如此燦爛而悠久的文化竟然無所知，真正是數(shù)典忘祖，你還有什么顏面大言而不慚?。∥业睦硐胧菍砟茏屓澜绲娜讼裰腊屠枰粯又蓝鼗?，讓全世界的人像喜歡巴黎一樣喜歡敦煌，我的這個理想只有回祖國去才能實現(xiàn)。

這空蕩蕩寂靜幽暗的洞室，像是默默回顧著她的盛衰榮辱，又像無言地怨恨著它至今遭受的悲慘命運。負在我肩上的工作任務是多么沉重??！

我是一個幸存者！

祖國啊，在苦難中擁有稀世之珍的敦煌石窟藝術的祖國啊！我要為你獻出我的一切！對比之下，我乃恍然于自己過去那種言必稱希臘、羅馬，卻對祖國民族藝術一無所知，且為自己始終采取的極其錯誤的虛無主義態(tài)度而感到可笑和可恥！但是作為一個中國人，竟然看到祖國古代如此輝煌燦爛的藝術瑰寶受到外人掠奪和玷污而無所作為，我的內(nèi)心又是感到多么的歉疚和痛苦??！

日本作家池田大作問常書鴻，“如果來世再到人間，你選擇什么樣的職業(yè)呢？”常先生說，“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轉(zhuǎn)世。但是如果有來生，我還是敦煌人常書鴻，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br>

人生是戰(zhàn)斗的連接，每當一個困難被克服，另一個苦難便會出現(xiàn)。人生也是苦難的反復，但我決不后退，我的青春不會再來，不論有多大的苦難，我一定會堅持到最后。

中國并不缺乏外來文化的影響，真正缺少的是引證歷史的實例，找出文化自發(fā)的力量。因為只有歷史，才能使我們鑒往知今，明白祖國的過去，明白中華民族的精神之所在。

莫高窟精妙的繪畫早于歐洲文藝復興千余年，讓常書鴻找到了中國文化自信的最有力的依據(jù)，他對舍近求遠到西洋尋找救中國畫良藥的藝術家產(chǎn)生了警覺。

常書鴻說：自從斯坦因、伯希和等取了敦煌石室經(jīng)卷、幡畫之后，國內(nèi)才爭相傳誦。世人知道敦煌學是包括敦煌石室發(fā)現(xiàn)的手卷，有關宗教孤本，哲學、天文、地理、歷史、語言諸方面的學問。說到壁畫塑像藝術，大家都以為邊疆荒塞，所存者不像內(nèi)陸寺院可見到的泥塑畫匠的“玩意兒”，并沒有打動“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文人畫家的心坎。這個遠處嘉峪關外，瀚海彼岸的千佛洞依然冷落寂寞。如果當年繪制壁畫作家的靈魂有知，一定要譏刺這個年代藝術家的沽名釣譽的異常心理。

沒有常書鴻，就沒有今天的敦煌。葉文玲在他的《常書鴻》書中這樣寫道：常書鴻堅守敦煌的意義在于，他靠自身努力，把敦煌“寫入”世界。

樊錦詩說，20世紀40年代以前的中國美術史著作幾乎沒有提及敦煌藝術的，而50年代以后，談中國傳統(tǒng)美術的論著，幾乎沒有不提敦煌藝術的。這一重大轉(zhuǎn)變，是與以常書鴻為首的敦煌研究所的美術工作者們艱苦卓絕的努力分不開的。

寧強說，他們那一代藝術家，他們那一代學者，他們那一代科學家，都有一個愛國情結(jié)，就叫做“救中國”?？茖W家講的是“科學救國”，常先生講的是“藝術救國”。常先生寫的文章、寫的論文是什么？寫的是藝術救國，常先生是一個愛國者，他來敦煌成了敦煌的保護神，他保護的是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保護的是這個國家的文脈。

常書鴻史詩級巨著《敦煌春天》這幅作品是常書鴻先生在1993年與夫人李承仙共同創(chuàng)作的史詩級巨作，作品最初來源于日本，并于近幾年終回歸國內(nèi)，是市場中可見的常書鴻創(chuàng)作的尺幅最大的史詩級油畫巨作，也是常書鴻將畢生的藝術造詣與熱愛的敦煌事業(yè)相融合的扛鼎之作。

這件作品采用全景式構(gòu)圖，以移步換景的中國畫傳統(tǒng)模式完整地呈現(xiàn)了敦煌春意盎然的景象，詩云：春風不度玉門關，但在常先生的筆下，春天不僅是一個季節(jié)，更是一個訊息，一種氣質(zhì)。朗潤高遠的晴天白云下，是綿延千里、溫暖柔和的橙色沙丘。青綠的溪流已經(jīng)解凍，涓涓細流淌在峽谷之中，在日光照射下，閃動著粼粼波光，在靜態(tài)的畫布上，仿佛有了動感。蔥翠的林帶蜿蜒舒展，暗藏粉白橙黃的花樹和住宅人家。零星的牧人與駝群，在開著紫花苜蓿的沙地上悠閑漫步，生動有趣，令觀者仿佛能夠呼吸到北疆初春舒爽干燥的空氣。而遠處的敦煌莫高窟，又為這里披上了一層人文歷史氣息的色彩，使敦煌變得更加神秘迷人了起來。

常書鴻與夫人李承仙維妙維肖地把對敦煌的憧憬與情感表達都融入到這幅《敦煌春天》油畫中去。這幅畫代表了他們對敦煌的一種向往，也是將半生心血傾注到敦煌事業(yè)情感表達的嘔心力作，顯然常書鴻先生經(jīng)過深思熟慮地構(gòu)思才得以將作品以宏大的視角來呈現(xiàn)，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上升到從敦煌莫高窟整體的視角上去看到的，也是唯一一件用俯瞰的視角來呈現(xiàn)整個敦煌莫高窟的油畫創(chuàng)作。

段文杰（1917年8月23日-2011年1月21日），漢族，四川綿陽人，1945年畢業(yè)于重慶國立藝術?？茖W校國畫系，1946年到敦煌藝術研究所，1982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1984年任擴建后的敦煌研究院院長，1998年任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被譽為——大漠隱士、敦煌藝術導師。

敦煌是我生命的全部。敦煌莫高窟是世界上規(guī)模最宏偉最有系統(tǒng)的美術博物館，也是我國民族歷史的藝術寶庫。

一畫入眼里，萬事離心中。

從遠古一路走來，沙漠綠洲上的沙嶺晴鳴、月泉曉澈，茫茫戈壁見證了敦煌千年的輝煌與傷痛；向未來一路走去，佛窟壁畫上歲月留痕、魅力長存。赤誠之心放飛著我的敦煌，我的夢。

大漠孤煙的誘惑，聲聲駝鈴的召喚，讓我在千里之外的蘭州坐立不安，甚至有時在想：難道我如此虔誠執(zhí)著依然與敦煌無緣？我不相信！我像一頭餓牛闖進了菜園子，精神上飽餐了一頓。我被這些絢麗精美的作品深深地打動了，我已經(jīng)忘記了一切，陶醉在這壁畫的海洋之中。不懼風襲沙揚，不懼遍地荊棘，秉燭前行在文明的寶庫里，除了敦煌已成為精神信仰外，心里無他。

20世紀初王道士的功過，已被歲月的長風雕琢成沙、磨礪為塵，也許，這就是敦煌的“劫數(shù)”——她匯集了太多人類的智慧之光與藝術奇跡——她以這樣的一種形式再次面世，并折射出完美，來接受朝圣者的頂禮膜拜。

回望過去的一切，我好像做了一場夢。這場夢做了五十多年，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只是短暫的一瞬間，但對于一個人來說，卻是相當長久的一段歷程。敦煌是嚴酷的自然環(huán)境和人類美好愿望的有機結(jié)合，是對真善美的不懈追求，是對創(chuàng)新精神的不斷發(fā)揚，是對世界各族人民的友好往來、共同發(fā)展的贊美，是對世界和平與文明進步的向往。在這樣的地方展現(xiàn)我們的夢想，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只要生命不息，敦煌之夢就不止。

樊錦詩，漢族，1938年7月9日出生于北平，浙江杭州人，1963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考古專業(yè)，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長，被譽為——敦煌的女兒。

敦煌的空間意義非同凡響，這里封存的是絲綢之路上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奧秘，這里是一個獨一無二的人類藝術和文化的寶庫。也許，我傾注一生的時間，也未必能窮盡它的謎底。莫高窟的藝術是以中國文化為基礎吸收了印度文化、希臘文化、波斯文化和中亞地區(qū)的文化而融匯成的多元文化藝術寶庫。敦煌藝術雖然與佛教的宣揚有極大關系，圖像和塑像呈現(xiàn)的也是凈土、佛和菩薩，但實則不離真實的世俗生活，呈現(xiàn)了人們對于理想世界的憧憬。敦煌不僅是佛教藝術圣地，也是一部輝煌的人文史，是一部在戈壁包圍的綠洲營造人類精神家園的歷史。

一切在世人看來最艱難的所在，一切人跡罕至的地方，其實是命運對于意志達成最徹底的考驗之處。一切在世人看來最不可能有生之意義的地方，恰恰可以喚起生命極大的力量和信念，并且創(chuàng)化出常人所難企及的奇跡。

莫高窟開窟和造像的歷史，是一部貫通東西方文化的歷史，也是一部佛教發(fā)展和傳播的歷史，更是一部中華民族謀求自由和強大的歷史。敦煌在歷史上有著戰(zhàn)爭的苦難背景，同時也有著宗教信仰的背景。越是在苦難的時候，越需要有信仰，也許這就是敦煌能夠在苦難中孕育出如此燦爛文明的歷史根源吧！

在我看來，藏經(jīng)洞的發(fā)現(xiàn)，與其說是一個歷史事件，不如說是一個寓意深刻的象征，這一發(fā)現(xiàn)象征著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曾經(jīng)的輝煌和近代以來的恥辱，同時也呈現(xiàn)了中華文化強大的生命力。藏經(jīng)洞藏著一部中國古代的百科全書，是研究中國古代學術的一個浩瀚海洋，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

在一個人最艱難的抉擇中，操縱著他的往往是隱秘的內(nèi)在信念和力量。經(jīng)過了突如其來的很多事情，經(jīng)過了與莫高窟朝朝暮暮的相處，我已經(jīng)感覺自己是長在敦煌這棵大樹上的枝條。離開敦煌，就好像自己在精神上被連根砍斷，就好像要和大地分離。我離不開敦煌，敦煌也需要我。最終我還是選擇留在敦煌，順從人生的必然以及我內(nèi)心的意愿。此生命定，我就是個莫高窟的守護人。

只要進到洞窟，什么煩心事都消失了，我的心就踏實了。有人問我，人生的幸福在哪里？我覺得就在人的本性要求他所做的事情里。一個人找到了自己活著的理由，有意義地活著的理由，以及促成他所有愛好行為來源的那個根本性的力量。正是這種力量，可以讓他面對所有困難，讓他最終可以坦然地面對時間，面對生活，面對死亡。所有的一切必然離去，而真正的幸福，就是在自己的心靈的召喚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那個自我。

我活到現(xiàn)在這個年紀，明白名利這個東西其實是虛的，人都是要死的，死的時候什么都帶不走。但是，你來到世界上，該做的事做了，盡到了你應該盡的責任，出了你該出的力，你沒有愧對祖先和前輩交給你的事業(yè)，你可以坦然地說：我為敦煌盡力了！這就是最大的幸福。人活的是一種精神。

我覺得我能把一生奉獻給敦煌莫高窟的保護事業(yè)，能夠為這樣一個絕無僅有的人類最偉大的文化遺產(chǎn)服務，非常幸運。如果還有一次選擇，我還會選擇敦煌，選擇莫高窟。衰老和死亡是自然規(guī)律。其實真正讓人感到悲哀的是人生有許多遺憾無法彌補，真正讓人感到恐懼的是不知心歸何處。死亡會使我們無可奈何地告別生命中那些有價值的事物，使我們放下那些饒有趣味和意義的事業(yè)，使我們再也沒有機會重新來過，所有你喜歡的、不喜歡的，留戀的或者厭棄的全部都將離去。面對死亡，只有那些確信自己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并且得到生命中最有價值之物的人，才會具有這樣的從容和勇氣。正如王陽明臨終前，學生問他還有什么心愿，他留下了八個字：“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我已經(jīng)八十多歲了，總有一天會走的，我已經(jīng)做好了準備。聊以欣慰的是，我兌現(xiàn)了自己的承諾，我為莫高窟盡力了！

林非：原名濮良沛，1931年出生于江蘇南通，1955年畢業(yè)于復旦大學中文系，中國散文家協(xié)會名譽會長。

似乎從誕生那一天起，敦煌就注定是世界的一個博大而幽深、顯赫且又獨立的存在。其豐富的宗教藝術，繁雜的歷史演變，獨處黃沙的落寞與繁華，超越千年的沉重與曼妙，都是迄今為止令人著迷驚嘆的魅力的由頭。

敦煌的美大抵是一種無形的精神感染，是豐富而駁雜、獨特又幽秘的文明和文化在這片土地上形成的強大氣韻，使得每一個前來游覽和朝覲的人都不得不從內(nèi)心和靈魂當中涌起虔誠的景仰和熱愛，在眾多文化遺跡和文明面前，誠篤沉肅、流連忘返。

馮驥才：1942年3月25日出生于天津，祖籍浙江寧波，1961年畢業(yè)于塘沽第一中學，當代作家、畫家、社會活動家。

在我中華博大和繽紛的壁畫寶庫中，敦煌壁畫特立獨行，風格殊異，舉世無雙。只要我們的目光一觸到敦煌的畫面，心靈即刻被它這種極其強烈的獨特的審美氣息所感染！

從藝術上說，敦煌壁畫是東方中國乃至人類世界一個獨有的樣式。這便是敦煌樣式。如果我們確定這一概念，我們就會更清晰地看到它特有的美，更自覺地挖掘其無以替代的價值，并甘愿被征服地走入這種敦煌才富有的藝術世界中去。

敦煌藝術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但它不是一個派生和從屬的部分，而是其中一個獨立的藝術樣式與文化樣式。對于絲路上東西方的文化交流，整體的中華文化是敦煌石窟的文化主體；對于中華文化范圍內(nèi)各個民族和各個地域之間的多元交流，西北民族是敦煌石窟的主體。只有我們確認這個主體及其獨具的樣式，我們才是真正讀懂了藝術的敦煌。

敦煌是我至今遇到的一個最大和最迷人的文化。它不僅是一切人文，無所不包；更由于它面對歐亞大陸所有人類文明表現(xiàn)出的寬容、親和、慷慨，以及主動——主動地吸取和主動地融合。中國歷史和人類歷史最積極、最有益于未來的主題也在其中。對于敦煌的寫作，使我受益匪淺，甚至會終身受益。我陡然感到身上有一種文化上的強大。

你只要為它去做，得到的就一定比付出的多得多。這便是敦煌。還有，只有真正寫過敦煌，才會最深刻地感受到敦煌。

季羨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山東聊城人，國際著名東方學大師、語言學家、文學家、國學家、佛學家、史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

在敦煌，在千佛洞，我就是看一千遍一萬遍也不會饜足的。有那樣桃源仙境似的風光，有那樣奇妙的壁畫，有那樣可敬的人，又有這樣可愛的影子。我從內(nèi)心深處真想長期留在這里，永遠留在這里。真好像在茫茫的人世間奔波了六十多年才最后找到了一個歸宿。

然而這樣做能行得通嗎？事實上卻是辦不到的。我必須離開這里。

在人生中，我的旅途遠遠不到結(jié)束的時候，我還不能停留在一個地方。在我面前，可能還有深林、大澤、崇山、幽谷，有陽關大道，有獨木小橋。我必須走上前去，穿越這一切。現(xiàn)在就讓我把自己的身軀帶走，把心留在敦煌吧。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慈溪，1968年畢業(yè)于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當代作家、學者。

從哪一個人口密集的城市到這里，都非常遙遠。在可以想象的將來，還只能是這樣。它因華美而矜持，它因富有而遠藏。它執(zhí)意要讓每一個朝圣者，用長途的艱辛來換取報償。

大凡至今轟傳的歷史勝跡，總有生生不息、吐納百代的獨特稟賦。

莫高窟可以傲視異邦古跡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千多年的層層累聚?？茨呖?，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標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終活著，一代又一代藝術家前呼后擁向我們走來，每個藝術家又牽連著喧鬧的背景。在別的地方，你可以蹲下身來細細玩索一塊碎石、一條土埂，在這兒完全不行，你也被裹卷著，身不由主，踉踉蹌蹌，直到被歷史的洪流消融。

這里連禽鳥都在歌舞，連繁花都裹卷成圖案。這里的雕塑都有脈搏和呼吸，掛著千年不枯的吟笑和嬌瞋。這里的每一個場面，每一個角落，都夠你留連長久。這里沒有重復，真正的歡樂從不重復。一到別的洞窟還能思片刻，而這里，一進入就讓你燥熱，讓你失態(tài)，一看就讓你在心底驚呼，這才是人，這才是生命。

人世間最有吸引力的，莫過于一群活得很自在的人發(fā)出的生命信號。

莫高窟確實有著層次豐富的景深，讓不同的游客攝取。聽故事，學藝術，探歷史，尋文化，都未嘗不可。一切偉大的藝術，都不會只是呈現(xiàn)自己單方面的生命。游客們在觀看壁畫，也在觀看自己。于是，我眼前出現(xiàn)了兩個長廊：藝術的長廊和觀者的心靈長廊；也出現(xiàn)了兩個景深：歷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

它是一種聚會，一種感召。它把人性神化，付諸造型，又用造型引發(fā)人性，于是，它成了民族心底一種彩色的夢幻，一種圣潔的沈淀，一種永久的向往。它是一種狂歡，一種釋放。在它的懷抱里神人交融、時空飛騰，于是，它讓人走進神話，走進寓言，走進宇宙意識的霓虹。在這里，狂歡是天然秩序，釋放是天賦人格，藝術的天國是自由的殿堂。它是一種儀式，一種超越宗教的宗教。佛教理義已被美的火焰蒸餾，剩下了儀式的盛大和高超。只要是知聞它的人，都會尋找機會來投奔這種儀式，接受它的洗禮和熏陶。

儀式從沙漠的起點已經(jīng)開始，在沙窩中一串串深深的腳印間，在一個個夜風中的帳篷里，在一具具潔白的遺骨中，在長毛飄飄的駱駝背上。我相信，一切為宗教而來的人，一定能帶走超越宗教的感受，既傳播又蘊藏。

為什么甘肅藝術家只是在這里擷取了一個舞姿，就能引起全國性的狂熱？為什么張大千舉著油燈從這里帶走一些線條，就能風靡世界畫壇？正因為他們觸動了許多人心底的蘊藏。蔡元培在本世紀初提出過以美育代宗教，我在這里分明看見，最高的美育也有宗教的風貌。

蔣勛：1947年出生于陜西西安，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藝術研究所畢業(yè)，中國臺灣著名畫家、詩人、作家。

敦煌的發(fā)現(xiàn)豐富了中國的中古美術，以燦爛多彩的壁畫泥塑、云岡的石雕、南朝的書法與繪畫，共同架構(gòu)起中古美術鼎足而三的重鎮(zhèn)。

以敦煌的彩塑菩薩來看，唐代的確塑造了最完美的“人”的典型，使外來的宗教形象與本土美學結(jié)合，達到了雕塑史上的高峰。敦煌的彩塑，稍稍壓抑了北朝時期悲劇性的宗教情操，升高了沉思默想、內(nèi)省與喜悅的表情。那為中國人此后千千萬萬人供奉向往的“菩薩”，其實是多樣人間特質(zhì)的組合，它不僅呈現(xiàn)了神性的莊嚴，也同時具備著人間的自在與從容；不僅有父性的威嚴與剛健，也有母性的慈愛與寬坦；不僅是對天界幸福喜樂的祈愿，又是老莊世界任情的逍遙與灑脫，在世界雕塑史上也已得到了獨一無二的地位。

敦煌的彩塑，脫離了早期佛教宗教性的影響，往世俗化過渡，在過渡期中，又尚未流于宋元以后的現(xiàn)實平庸化，恰恰平衡了理想與世俗的兩極，達到最完美的和諧狀態(tài)。

張大千（1899年5月10日-1983年4月2日），四川內(nèi)江人，國畫大師、書法家景星學社社員，大風堂派創(chuàng)始人之一，被西方藝壇譽為“東方之筆”。詩書畫與齊白石、溥心畬齊名，故又并稱為“南張北齊”和“南張北溥”，與黃君璧、溥心畬以“渡海三家”齊名。

有不少女體菩薩，雖然明知是壁畫，但仍然可以使你怦然心動。在藝術方面的價值，我們可以說，敦煌壁畫是集東方中古美術之大成，敦煌壁畫代表了北魏至元一千年來我們的中國美術的發(fā)達史。換言之也可以說是佛教文明的最高峰。

敦煌壁畫早于歐洲的文藝復興約有一千年，而現(xiàn)代發(fā)現(xiàn)尚屬相當?shù)耐暾?，這可以說是人類文化的奇跡。

楊獻平：河北沙河人，先后從軍于巴丹吉林沙漠和成都等地，作家、詩人、文學批評家，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星星》詩刊社副社長。

敦煌之所以在偏遠之地，風沙之中常說常新，一提起名字就讓人頓生向往和前往之心，原因就在于雄闊博大、具象精微的莫高窟。

自北魏至今，莫高窟最大的“能效”便是融合和留存了絲綢之路上最偉大的文化和文明痕跡，那些美奐美侖、形態(tài)各異，藝術貫通古今中西的畫像，就像位居人類的精神和靈魂，可望不可即，卻又不可或缺；無法從現(xiàn)實抵達而又無時不在，無所不能，時常在某一些制高點，照耀、引領和護佑著我們的俗世生活與精神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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