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敦煌莫高窟，與麥積山石窟、云岡石窟、龍門石窟并稱為中國“四大石窟”。作為敦煌文化的實物遺存之一，莫高窟無疑是王冠上那顆最璀璨的明珠。千百年來，這座文化圣殿令無數人前赴后繼趕去朝拜，無論是生動傳神的壁畫，還是豐富多彩的塑像，抑或是莊嚴肅穆的洞窟建筑，都令人心之神往。
為何在“四大石窟”中，敦煌莫高窟的關注度最高？琳瑯滿目的壁畫、彩塑、石窟如何拔地而起？又為何發(fā)生在敦煌？鳳凰網佛教于2016年12月刊發(fā)了華西都市報關于敦煌學博士、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學系副教授董華鋒的采訪，解讀敦煌的前世今生。一起來看：
甘肅敦煌莫高窟158窟西壁涅槃變中飛天（圖片來源：鳳凰網佛教）
“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qū)，再沒有第二個?！?/strong>
——季羨林
敦煌地處甘肅、青海、新疆三省(區(qū))的交匯處，是古代中國通往西域、中亞和歐洲的交通要道——絲綢之路上的必經之路，商貿往來門庭若市，熙熙攘攘。
古時候的敦煌到底有多繁華？打個形象的比喻，正如著名敦煌學者王惠民此前接受采訪時所形容，“古代敦煌就像現代的深圳一樣”。如果你去過深圳，目睹了這座國際化的都市高樓大廈鱗次櫛比，感受到沿海城市沐浴著前沿科技之風帶來的生活便利，體驗了一把“深圳速度”創(chuàng)造的日新月異，不妨想象一下，這樣車水馬龍、富賈云集的場景，也曾經發(fā)生在敦煌。
位于東西交通要沖的敦煌，是西行求法或東來傳教的僧侶的途經之地，他們或傳道授業(yè)，或普度眾生，或稍作休整，都讓敦煌這一方土地，成為我國最早接觸佛教的地方。根據魏書《釋老志》記載，“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塢相屬，多有塔寺”，可見西域的文化對敦煌的影響之大。
一千多年前，佛教在西域諸國盛行，建塔造寺、開窟筑像的佛教藝術也隨之傳入敦煌。
早在魏正始年間(公元240-249年)，月氏人竺法護就在敦煌出家，從罽(音ji)賓文人和龜茲使節(jié)處得到一些梵文佛經，在敦煌、長安、洛陽等地名聲鵲起，信徒多達上千人。此后，他的弟子竺法乘，敦煌人于法蘭、于道邃等高僧興建寺廟，為大眾現身說法。這樣濃郁的佛教氛圍，讓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勢，不少內陸高僧到此開鑿洞窟修行，莫高窟應運而生。
敦煌西千佛洞第15窟中唐西壁觀無量壽佛經變（圖片來源：鳳凰網佛教）
如果不是因為舉世聞名的莫高窟，你或許不會留意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的敦煌。千百年間陸續(xù)建成的規(guī)模龐大的石窟群，讓世人的目光齊聚在敦煌，哪怕漂洋過海，哪怕翻山越嶺，也要來這里朝拜。
如此琳瑯滿目的壁畫、彩塑、石窟為何發(fā)現于敦煌？開窟鼻祖樂僔僧人的停留是偶然還是必然？敦煌的前世今生，都逃不過歷史車轍碾壓的規(guī)律。
敦煌古稱瓜州，歷史可上溯至4000年前的夏代。戰(zhàn)國至秦，瓜州一帶居住著塞種人、烏孫人和月氏人，后來，月氏人逐漸強大，打敗烏孫人，趕走塞種人；西漢初年，居住在蒙古高原的匈奴又強大起來，將月氏人征服后分別遷移至中亞(大月氏)和祁連山一帶(小月氏)；漢高祖劉邦不得不以和親、財寶換取邊境的片刻安寧。
至漢武帝時代，漢朝主動抗擊匈奴，一面派遣張騫出師西域尋找大月氏聯合夾擊匈奴，一面以軍事手段占領河西走廊。公元前111年，漢朝在河西走廊設置了四個行政區(qū)，“河西四郡”分別是張掖、武威、酒泉和敦煌。敦煌之名得以問世，并且成為中國西面的門戶。
張騫先后兩次出使西域，為絲綢之路沿線帶來了繁榮，地處絲路要道的敦煌經濟、文化都開始騰飛。東漢末年，拒絕董卓征辟而隱居鄉(xiāng)里的張奐，在敦煌收弟子千人，著《尚書記難》，兒子張芝、曾孫輩的索靖都長于書法。三國至兩晉時期，宋纖、索襲、郭瑀等史上有名的“碩德名儒”大多在此隱居避世。公元400年，李暠以敦煌為首都建立了西涼王國，他廣納英才、大興教育，令敦煌經濟繁榮昌盛，文化方興未艾，為佛教文化在敦煌的傳播埋下了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