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先生曾說：“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span>
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q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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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是一場驗證，紀錄片《大敦煌》從全新的角度，再次解讀敦煌，讓我們看到千年前，敦煌文化所蘊含的真正價值。
為了體現出不同文明的交融，紀錄片的制片組費時三年，前往英國、德國、印度等6個國家，采訪國內外權威文化學者多達20余人，最終從時間和地理的維度，帶我們站在歷史長河的一端，領略了這場時空光影中，來自敦煌的風云變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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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探索，打開了敦煌的故事
初唐的畫師，在莫高窟323窟中，記錄了敦煌連通西域的故事——《張騫出使西域圖》。
紀錄片用動畫的形式，演繹出當年的畫面：漢武帝牽著高頭大馬，張騫跪在漢武帝面前辭行。
隨后，張騫率領漢朝的使團，開始西行，他們最先到達的，是西域古國之一的大夏國。
前路漫漫，未知的，可能是風沙險阻，也可能是綠洲驚喜。
也許連漢武帝也沒有想到，他的一個大膽決策，竟然成為后世亞歐大陸文化對話和連接的緣起，更成就了在千年后依然屹立不倒的文化之城——敦煌。
張騫等人的出塞，讓西域正式進入了中原王朝的視野。為了便于守護，漢武帝先后在河西地區(qū)設立了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
其中敦煌的地理位置并不優(yōu)越，它的南邊是無法企及的青藏高原，北邊是被匈奴占據的蒙古高原，西邊是人跡罕至的塔里木盆地，向東則是和漢王朝都城長安相隔萬里的關山。
然而，作為前往沙漠地區(qū)最后的一個綠洲，敦煌卻是西域國家前往長安的必經之地，這便讓敦煌在河西走廊擁有了不可替代的地位。
坐落在敦煌以東64公里處的懸泉置，便是不可替代的證明之一。
這是迄今為止，中國發(fā)現的唯一的漢代驛置機關遺址。
從1990年到1992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懸泉置遺址的全面發(fā)掘。
利用三維建模，人們再現了這座漢代驛站的昔日樣貌：
像小城堡一樣的方形院落里，辦公區(qū)、住宿區(qū)、馬廄、瞭望角樓等一應俱全。
其中還有一組規(guī)格較高的房址，是由三個相連的小院落構成，每個院落均是一個獨立的套間。這里便是接待貴賓和使者、官員的地方，如烏孫公主、龜茲王和龜茲王夫人，便可能在這里住過。
當然，從敦煌到長安的這一路，曾經都是設有驛站的。
漢代的官員，可以利用沿途驛站提供的車馬，在一個多月到兩個月的時間，從長安出發(fā)，抵達敦煌；軍事急報則可以通過沿途的快馬，用八天的時間，從敦煌上報到長安。
而重視軍事的漢武帝，更是在河西四郡的北邊修建了長城，以及在敦煌郡設立了重要的兩關：玉門關和陽關。
四郡和兩關，為大漢王朝在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奠定了強大的戰(zhàn)略基礎。
而玉門關和陽關，不僅是宣示大漢雄風和軍事的存在，在沒有戰(zhàn)事的情況下，它們還是經商行旅和對外交流的口岸。駐扎在此地的守軍，過往的商賈、信使、行人等，讓敦煌郡不僅有旺盛的人氣，也有了糧草的缺口。
我們在懸泉置中出土的、記載了當年漢軍和絲路商隊生活信息的大量漢簡中可以窺得，為了解決糧食的問題，敦煌慢慢有了來自中原的移民，他們帶來了種植的習慣，也帶來了文化。
自此，地處絲綢之路咽喉的敦煌逐漸興旺，在西漢末年的時候，敦煌郡的人口已經達到3.8萬，成了繁榮的農業(yè)區(qū)和糧食基地。
猶如良性循環(huán)，堅厚的物質基礎，又讓更多的人，通過絲綢之路進入敦煌。新的城池被筑起，敦煌成了中原王朝經略西域的戰(zhàn)略門戶。
-02-
文明的傳遞，從敦煌起始
古印度佛教隨著絲綢之路傳入中國，而敦煌則是重要一站。
當時，前來敦煌的人們，翻山越嶺、九死一生，平安抵達后，他們感謝佛祖的保佑；從敦煌向西出發(fā)的人們，面對前路的茫茫沙漠，則祈禱佛祖的庇佑。
莫高窟便在這樣的有利位置和文化交流中誕生了。
相傳公元366年，一個名叫樂尊的和尚，云游至鳴沙山東麓的宕泉河畔，他本想找一個安靜的地方修行，卻忽然看到對面三危山上的萬道金光，就像有千萬個佛在金光中顯現。
樂尊認為這是佛的昭示，于是在山上開鑿了莫高窟的第一個洞窟，并在此坐禪修行。緊接著，虔誠的僧侶、供養(yǎng)人和匠人，紛紛在這里停駐，把自己的心念和信仰留在這里，并留下了不少傳奇和故事。
“三兔共耳”便是其中一個。
這一神秘的圖案出現在很多地方，比如在英倫三島的一座15世紀的大教堂的頂部；
德國帕德博恩的城市角落；
以及更多國家和更多器具中......
為了找到它的含義，有很多人踏上征途。
2000年，蘇和查普曼和考古學博士湯姆，在德文郡成立了一個叫“三野兔”的組織，花費了十幾年的時間，一路向東追尋三兔的蹤跡和起源。
他們途徑中歐、西亞、中亞等地，最終來到了敦煌。
但三只兔子的“密碼”，依然是一個謎題，不同國家、不同宗教的人給出了不同的答案，但大部分都是猜測。
敦煌研究院的趙燕林，則在重重尋覓中，從文獻中找到了有力的證據。
他在《大唐云居寺石經堂碑》中，找到了“十烏并行，三兔齊飛”的字樣：
烏是太陽神鳥，十烏代表的是太陽，這便和后羿射日的神話有了關聯。如此，三兔對應的便是月亮，代表的是中國古老的月神信仰。
而在莫高窟眾多的藻井中，已經發(fā)現17處井心繪有三兔共耳。
其中第407窟藻井中的三兔共耳最引人注目：八瓣蓮花懸空綻放，花心的三只兔子循環(huán)相逐，蓮花的四周則環(huán)繞著飛翔的八身飛天。
而三兔則是中國傳統(tǒng)圖案中早就存在的“共生”的創(chuàng)作手法。在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中，“三”有往復循環(huán)，繁衍生息的特殊含義。
不過讓人驚奇的是，回顧發(fā)現三兔的地點，我們會看到，這一圖案呈現出明顯的線狀分布，而這一線條和古絲綢之路有著驚人的重合度。
敦煌，便是如此，承載著各國的文化交流、藝術融匯，最終成為文明的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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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的故事，還在繼續(xù)
文化的交匯，讓敦煌成了繁華的城市，從莫高窟的壁畫中，我們可以看到當年的盛景。
北周畫師留在莫高窟296窟的《福田經變》中，記錄了粟特胡商西來的場景，人群熙攘，熱鬧非凡。
創(chuàng)建于初唐的220窟，是莫高窟最著名的樂舞窟之一，其中在《西方凈土變》的下方，我們可以看到跳著胡旋舞的舞伎，而這種舞蹈在長安也很盛行。
同一窟中的《藥師經變》下方，28身樂伎則展示著來自唐長安的交響樂章，他們的裝扮各異，同時演奏著來自各國的樂器；
還有壁畫上那些華美的服飾，融合了古印度、波斯、中國等多方元素，象征著不同民族的友好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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