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心學領袖王陽明的圣狂
劉夢溪
李卓吾的思想和明朝的心學領袖王陽明有直接淵源，王學后勁很多都是他的朋友。王陽明提出的不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的主張，對李贄影響極大，李的著作中此類言論隨處可見。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孔子思想就被奉為圭臬，所謂“曾經圣人手，議論安敢到”（韓愈）。歷來狂客的所謂“狂言”，大都涉及對儒家權威地位的置疑。王陽明、李卓吾如此，李白、阮籍、嵇康亦復如此。李白示“狂”的“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前面舉證過了。嵇康的名言則是“非湯武而薄周孔”。不過他們所置疑的不是原孔子和孔子的原思想，而是后來附加在孔子頭上的放大的光環(huán)，以及從孔子思想中“支離”出來的部分。因此李卓吾和王陽明之所為，都是要還原真孔子，并不是簡單的“非圣”。相反，李卓吾認為“圣人能醫(yī)狂病”，“圣”可以“息狂”，惟圣人能夠做到“愛其狂，思其狂” ，能夠稱狂者為“善人”。
王陽明不用說更純粹是一個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的“狂之圣者”和“圣之狂者”。陽明的思想向有“三變”、“四變”及“五溺”之說，要之是少年時期“馳騁于詞章”，隨后出入于佛道二氏，然后“居夷處困”，最后豁然開朗由悟道而入于圣學之域（見錢德洪《刻文錄敘說》，吳光等點?！锻蹶柮魅废聝缘?57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而入于圣域的標志，是“致良知”學說的發(fā)明和建構完成。令人訝異的是，當陽明子入于圣境之后，對“狂”的義涵又賦予了新解。他說：“吾自南京已前，尚有鄉(xiāng)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處，更無掩藏回護，才做得狂者。使天下盡說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年譜》三，《王陽明全集》下冊第1287頁》）這番話是嘉靖二年二月陽明子五十二歲時和弟子們講的?！睹魅鍖W案》的記載，文字稍有異同，作“門人嘆先生自征寧藩以來，天下謗議益眾。先生曰：‘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鄉(xiāng)愿意思。在今信得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著些覆藏，才做得個狂者胸次，故人都說我行不掩言也’”（中華書局版《明儒學案》上冊第216頁）。毫無疑問，此時之陽明子已完全進入圣境，但他不僅不排拒“狂”，不擯棄“狂”，反而視“狂”與“圣”為一體，甚至把“狂”視為成圣的必要條件。所以他說到南都之后“才做得個狂者胸次”。就是說，一個人只有擁有了狂者的胸懷和雅量，才有可能成為圣人。顯然陽明子和李卓吾等明儒對“狂”的詮解，把“狂”的道德境界和義理品階大大提升了，變成與孔、孟相繼而不相同的儒圣和儒狂的思想。
孔子對中行、狂、狷、鄉(xiāng)愿的“四品”取向，態(tài)度原極分明，傳統(tǒng)的解釋，特別是孟子的解釋，中行為第一，狂為第二，狷為第三，鄉(xiāng)愿第四。也可以把狂和狷合而為第二?？鬃訉︵l(xiāng)愿的深惡痛絕已見之“德之賊”的四字惡評，后來的儒者對此均無異詞。孟子解“鄉(xiāng)愿”義最切，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盡心》下）意即這種鄉(xiāng)愿的人，你要非議他，卻舉不出證據，想罵他一頓，也不知從何罵起。他不過是與庸俗的社會現(xiàn)象和習慣同流合污而已?？瓷先ヒ桓敝艺\老實的樣子，行為上好像也沒有什么不廉潔的地方。這樣的人有誰不喜歡呢。他自己因此也以一貫正確自居。但是很可惜，這種鄉(xiāng)愿的人永遠也不能成為圣人。至于不能入于圣的理由，王陽明講的非常清楚，認為此種人的“忠信廉潔”是為了“媚君子”，“同流合污”是為了“媚小人”，他的心已經破壞殆盡，所以不能與人堯、舜之道?？墒?#8220;狂者”呢？陽明子說：“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紛囂俗染，舉不足以累其心，真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王陽明全集》下冊第1287至1288頁》）
此可知“狂狷”和“鄉(xiāng)愿”是“四品”中完全對立的兩極?？窨梢匀胧?，可以讓“一切紛囂俗染，舉不足以累其心”，如同鳳凰翱翔于高空，一念之間即可實現(xiàn)超越。所謂入于圣域，就是實現(xiàn)精神的自我超越。既然如此，那么“四品”的排序，“中行”還能夠居諸品之冠嗎？難道不應該將位置讓位給“狂”嗎？其實最有可能與“鄉(xiāng)愿”同流合污的恰恰是“中行”?？鬃涌畤@“中行”的“不得而與”，是求之不得，還是“中行”本身就是一個流動的范疇，不容易和人類的生命體發(fā)生穩(wěn)定的連接？也許“中行”只是一個假設的狀態(tài)，是孔子希望的道德理想，現(xiàn)實生活中并不真實存在。所以孔子游走周遭，終于不曾遇到這類人物。最后在陳國，出于不得已，發(fā)為慨嘆說：“回去罷，回去罷，我的那些學生雖然狂簡，但都很有文采，想辦法施之以教，不愁他們沒有作為。”（《公冶長》）然則孔子已然改弦更張，不再尋找“中行”之人，而將把目光投向了狂狷之士？其實孔門弟子中有一個叫曾皙的，也就是那個不好好回答老師的問題，卻一個人在一旁鼓瑟的“點”。他的這個獨特的舉動，構成了“點也狂”的典故的來源。但孔子似乎喜歡這個特立獨行的學生。“吾黨之小子狂簡”里面，大約一定包括“點”這個特長生吧。
宋代大儒二程（程顥、程頤）和朱熹也都注意到了“點也狂”的問題，但程朱對“狂”的態(tài)度，如前所說，很少作正面評價。對《論語》“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點”即曾皙的表現(xiàn)，明道（程顥，大程子）的評價是：“行有不揜焉者，真所謂狂矣。”（《程氏遺書》“明道先生語”二）這依據的是孟子給定的“狂”的定義，即言論行為都不稍假掩飾，既不以行掩蓋言，也不以言掩蓋行。前引李卓吾論狂，已及此義。伊川（程頤，小程子）則說：“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圣人之事。”（《程氏外書》卷三）但伊川認為“點”的獨特之處，是了解孔子心里的想法，即明白“圣人之志”。然則“圣人”何志？子路、冉求回答孔子問志，都關乎一個國家如何強國富民，公西赤則愿意當外交場合的一個小司儀。只有曾點表示，自己“異乎三子者之撰”，他喜歡在陽春三月，和一群友人帶著孩子們，在沂水邊沐浴，一邊走一邊在路上唱歌。曾點所講，正好與老師的想法闇合，故“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先進》）
程朱雖然看到了“點”的狂，但對“狂”和“圣”的正面連接，似乎無所見。他們秉持的是《尚書》“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尚書》“多方”）的思想，認為狂圣無法合一。王陽明就不同了，對《論語》此章有另外的解說——
以此章觀之，圣人何等寬洪包含氣象。且為師者問志于群弟子，三子皆整頓以對。至于曾點，飄飄然不看那三子在眼，自去鼓起瑟來，何等狂態(tài)。及至言志，又不對師之問目，都是狂言。設在伊川，或斥罵起來了。圣人乃復稱許他，何等氣象。圣人教人，不是個束縛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從狂處成就他，狷者便從狷處成就他。人之才氣如何同得？（《傳習錄》下）
陽明子對曾點的“狂態(tài)”極盡贊美之能事，且對小程子的態(tài)度作了一個帶有微諷的假設，此可見見宋學和王學的異同所在。
而當明嘉靖三年（1524）王陽明和門弟子共度中秋的時刻，他寫了《月夜二首》，其第二首又頗及“點也狂”的本事，茲特抄錄出來供讀者賞觀。
處處中秋此月明，不知何處亦群英。
須憐絕學經千載，莫負男兒過一生。
影響尚疑朱仲晦，支離羞作鄭康成。
鏗然舍瑟春風里，點也雖狂得我情。（《王陽明全集》上冊第787頁）
詩的頭兩句交代時地人背景，據《王陽明年譜》記載，此次中秋宴聚有百余名友朋和門弟子參加，在浙江紹興鄉(xiāng)下天泉橋的的碧霞池上，當時陽明五十三歲，平生難得之盛。第三四句自敘懷抱。五六句對朱子的學理表示置疑，認為問題主要出在為學的過程過于繁瑣支離上。當年朱陸鵝湖之會，陸九淵所示詩中便有“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yè)竟浮沉”之句，陽明顯然是借用鵝湖之典。最后兩句“鏗然舍瑟春風里，點也雖狂得我情”，是為全詩的點睛，贊美“點之狂”深獲他的胸襟懷抱。
因此陽明子不愧為“圣狂”的典范。行筆至此，不禁想到了陳寅恪先生1929年給北大歷史系同學的贈詩，其中有“天生愚儒自圣狂，讀書不肯為人忙”句，可為陽明的“圣狂”立一注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