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時代在長達兩千年的生活遷徙和文化傳播中，在陜西誕生了炎帝時代，在河南西南部、山西南部誕生了黃帝時代，在山西中部杏花村開創(chuàng)了中國酒的時代?？梢哉f，伏羲時代的杏花村部落首領(lǐng)“杏花老祖”，才是真正的中華酒祖，比人們通常所說的杜康、儀狄更靠譜，也更早。
說杏花老祖是中華酒祖，不僅僅是因為他最早，更是因為他開創(chuàng)的杏花村中國酒時代，6000年沒有中斷過。杏花村酒文化，就是華夏文明在酒文化領(lǐng)域的一個標(biāo)本和縮影。
《晉中考古》一書中，對發(fā)掘的五個遺址的各類遺存進行了編年，歸納成表。
從該表可知，兩縣的遺存可以分為20個段落，這20個段的典型遺存，汾陽及杏花村占了16段，可見杏花村遺址的重要性。表中第II期相當(dāng)于仰韶時代中期；第III期、第IV期相當(dāng)于仰韶時代晚期；第V期是晉中地區(qū)龍山時代早、中期的遺存；第VI期屬于龍山時代晚期，并已進入夏紀(jì)年；第VII-1屬于夏末及殷商時代。并特別指出，杏花村墓地的大部分陶器屬于晚商時期，個別或?qū)儆谏讨苤H。
由上述圖表可知，杏花村遺址從仰韶文化中期一直到商周之際的大約3000年中，杏花村人在這塊土地上繁衍生息沒有中斷過；從出土的各個時代的酒器可知，這3000年杏花村人的釀酒沒有中斷過。這就是所謂的“上3000年”。
“下3000年”，被汾酒人精心地保存在汾酒博物館中。汾酒博物館是中國酒文化的寶庫，其中從杏花村周邊地區(qū)收集到的1000多件各個時代的酒器，雄辯地證明了杏花村商周以來的悠久釀酒史，其典型器物有：商周酒器青銅觚、爵；戰(zhàn)國酒器夔龍?zhí)崃罕B、夔龍束紋壺；漢代酒器雁嘴壺、蒜頭壺、夔龍鈁、四足溫酒爐；魏晉南北朝酒器蝦青釉四系罐、青黃釉斂口罐；唐代酒器豆青雙系帶把酒壺、敞口灰釉酒壺；宋代酒器白釉褐彩題字酒壇、牙黃釉大口酒壺、黑釉鐵銹花酒壇；遼代酒器遼三彩龍把葫蘆壺、白釉雞冠壺；金代褐釉雙魚瓶、黑釉雙系執(zhí)壺；元代題字大酒缸；明代五福捧壽葫蘆瓶、琺瑯五彩酒杯；清代青花嬰兒撲蝶葫蘆瓶；民國鐵酒甑、杏花村各種字號的酒壇、酒瓶等。
這1000多件酒器，就像1000多個活生生的生命，講述著杏花村悠久的釀酒史，講述著燦爛的中華酒文明。
杏花村遺址3000年，汾酒博物館3000年，上下6000年，從未中斷。中華酒祖，中國酒魂，杏花村當(dāng)之無愧，全世界只此一家。
酉瓶，考古學(xué)名稱為“小口尖底甕”，是仰韶文化中自始至終使用的一種標(biāo)志性器物，在各個仰韶文化遺址中多有發(fā)現(xiàn)。盡管仰韶文化被稱為“彩陶文化”，但由于小口尖底甕在仰韶文化各階段的形制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學(xué)術(shù)界也常常以不同的小口尖底甕劃分不同的文化期。學(xué)術(shù)界一般認為，葫蘆形口、杯型口為仰韶早期；雙唇口為仰韶中期；平唇口（或稱平沿口）為仰韶晚期。杏花村遺址中，出土有小口尖底甕，是典型的雙唇口，這也是把杏花村遺址確定為仰韶文化中期遺址的重要依據(jù)。
最早提出小口尖底甕為酒器的人，是我國著名考古學(xué)家蘇秉琦先生。他在《關(guān)于重建中國史前史的思考》中寫道：“小口尖底甕未必都是汲水器。甲骨文的‘酉’字有的就是尖底甕的象形。由它組成的會意字如‘尊’、‘奠’，其中所裝的不應(yīng)是日常飲用的水，甚至不是日常飲用的酒，而應(yīng)是禮儀、祭祀用酒。尖底甕應(yīng)是一種祭器或禮器，正所謂‘無酒不成禮’”。他還把據(jù)此把小口尖底甕命名為“酉瓶”。
著名釀酒專家包啟安先生則堅定地認為，小口尖底甕（瓶），就是最早的釀酒器皿。他認為：“最早的釀酒發(fā)酵容器當(dāng)是各地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小口尖底甕?！?/p>
“小口尖底甕，其外形整體成流線型，小口尖底，鼓腹，短頸，大者高60cm，小者有20cm ……有的有雙耳，有的無雙耳。”“在同一容器內(nèi)進行制醪發(fā)酵，澄清、飲用，是用小口尖底甕生產(chǎn)酒的一個特征。這是我國新石器時代的最早的釀酒工藝?！?/p>
“最早的酒限于當(dāng)時技術(shù)水平，其酒精成分很低，釀造時的防腐是當(dāng)時釀造的首要問題。小口尖底甕是先民的偉大發(fā)明。用狹口甕減少空氣的接觸面積，以防止酸敗。如果裝滿就可以做到幾乎無空氣存在的可能，這是一項很重要的措施?！?/p>
“這些釀酒容器的容量，基本上是隨著出土年代漸近而容量加大，容器由尖底向平底、小口向大口發(fā)展，趨向于開放式。”
包啟安先生上個世紀(jì)四十年代畢業(yè)于日本巖手大學(xué)，這使他的釀酒史研究頗具國際視野。他比較了中國古代甲骨文、鐘鼎文中的“酒”字，以及古代巴比倫蘇美爾人象形文字中的“酒”字，都是小口尖底甕的形狀；而且發(fā)現(xiàn)古巴比倫和古埃及都使用過與我國出土的同型小口尖底甕，分別釀造過麥酒和葡萄酒。
古巴比倫、古埃及、古中國三大文明古國，最早的釀酒器都是形狀相同的同一器型，讓我們不禁感嘆，歷史竟然如此驚人地相似！
根據(jù)《山西汾陽孝義兩縣考古調(diào)查和杏花村遺址的發(fā)掘》一文中，杏花村遺址出土的小口尖底甕樣圖，與包啟安先生文中的小口尖底甕樣圖比較可知，杏花村遺址第一段出土的33cm高的小口尖底甕，就是包啟安先生所說的小口尖底甕，器型大小屬于中型。而在第二段取代小口尖底甕出現(xiàn)的60cm高的小口鼓腹雙耳平底壺，第三段出土的缸、壺、罐等，正是包啟安先生所說的釀酒容器“尖底向平底、小口向大口發(fā)展”的新器型。
杏花村遺址還出土了相當(dāng)數(shù)量的其他酒器、酒具。有發(fā)酵用的大口甕、大口罐，蒸糧釀酒用的甑、甗、鬲等，盛酒器壺、罐等，飲酒器尊、豆、缽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