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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印象中，焚書坑儒是同一件事，認為焚的是儒家典籍，坑殺的是儒家門徒。

然而在歷史上，焚書坑儒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

焚書緣于公元前213年在秦咸陽宮宴會上的辯論。

當時秦國剛統(tǒng)一天下，于是舉辦了浩大的慶功宴，酒酣耳熱之際，仆射周青臣上書稱頌皇帝的功績與威德，并極力贊揚帝國在地方上不采用分封而實行郡縣制之舉。

而來自齊地的博士淳于越卻持不同觀點，他認為廢除分封制，難以形成地方對中央政府支援。

一旦天下有變，難以應對，接著又說了句：

“事不師古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span>

周青臣的話十分嚴重，他將國家實行郡縣制看成是皇帝的“過”。

周青臣與淳于越的矛盾不僅是兩人之間的口角之爭，也是秦統(tǒng)一后的國家政體、治國思想的一系列矛盾。

關于國家在地方上實行分封制還是郡縣制早在統(tǒng)一天下第一年的廷議中就有爭論。

盡管經歷春秋戰(zhàn)國五百年諸侯割據的戰(zhàn)爭之痛，分封的思想還是存在于大部分人的思想中。

朝臣一致堅持分封制，只有李斯建議“廢分封、行郡縣”。

最終，皇帝力排眾議，支持李斯的觀點。

李斯劇照

現(xiàn)在，又出現(xiàn)兩制之爭，始皇將問題拋給了李斯。

李斯避而不談兩制，而對淳于越以古非今、非議國體的言論展開攻擊，接著進言始皇：

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并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y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這就是歷史上關于“焚書”的記載。

從李斯的進言中可以得出幾個結論：

第一，焚書的目的是統(tǒng)一思想，防止非議造勢，以加強中央集權。

第二，李斯建議燒的書有兩種。一是記載著別國歷史的書籍；二是民間的《詩》、《書》以及諸子百家的言論。

第三，關于焚書的規(guī)定。講《詩》、《書》的人判處棄市；以古非今的人族誅；官吏知情不報要論罪；三十天之內，有書不燒的，判處黥刑服兵役；不去除的是醫(yī)學、占卜、種植之書

第四，焚書所造成的思想文化空白由由秦的意識形態(tài)補缺，即以吏為師，以法統(tǒng)治。

最終，秦始皇同意了李斯的建議。

需要注意的是，國家博士的藏書是不在“焚書”之列的。

焚書的首要是別國的史書，欲滅其國，必先去其史，這是要在思想上斷絕山東人民對故國的懷念，在思想上打擊山東國家的復國勢力。

另外，還有《詩》、《書》以及諸子百家言論。

《漢書·藝文志》記載，百家數(shù)量為189，著作4324篇。

但為何李斯對儒家著作《詩》、《書》如此痛恨，不僅要燒掉，而且規(guī)定談論也要棄市？

因為《詩》、《書》是反映儒家思想的主要書籍，《詩》就是由孔子整理《詩經》，詩三百篇主要講三個方面內容，一是反映底層人民的艱苦生活；二是諷刺當權者；三是歌頌禮制和賢明君王；

《書》即為《尚書》，書中記載了上古君王的治國思想，與秦的意識形態(tài)格格不入。

這兩部書描繪的是美好的政治愿景，是下層以古非今、造勢論上的思想理論的主要來源，這也間接說明了儒家在當時有著非同一般的影響力，這當然不能為始皇所容忍。在秦統(tǒng)治者的眼中，國家的一切政策都是相當合理的，容不得半點非議。

周青臣與淳于越的兩制之爭，最終演變成了焚書。

焚書看似是一件偶發(fā)事件，但深究起來有其必然。

焚書的目的是統(tǒng)一思想，類似的行為早在秦統(tǒng)一之前的秦國就存在。

商鞅在秦國孝公時期主持變法，在反應其思想的《商君書》中將《詩》、《書》列為“六虱”之一，多次提出“禁言”“禁書”之論。

《韓非子·和氏》記載：

“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禁游宦之民而顯耕戰(zhàn)之士。孝公行之?！?/span>

也就是說，秦老早就開始思想管控了，并施行了相當嚴厲的政策，但由于秦在當時還沒有統(tǒng)一天下，所以政策的施行范圍僅限于秦國境內。

秦國在商鞅變法后一直沿用法家思想治國，法家批判其他學派，特別是儒家，認為其學說是“愚誣之學”，言論是“亡國之言”。

荀子曾說秦地“無儒”，儒家游學很少進入秦地，儒家弟子也很少出自秦地。秦在戰(zhàn)國末期已經形成了以法家思想為基礎的統(tǒng)治。

從這個角度講，秦始皇的焚書實質上是對先祖政策的延續(xù)并向全天下的擴大。

秦地在西周滅亡后一直未恢復到原來的思想與文化水平，相對于山東地區(qū)算是落后的，秦始終被視為“戎狄之國”，乃至于后來所稱的的“虎狼之國”。

先秦有影響力的學派中沒有一家出自秦國，其代表人物也沒有出自秦國，秦國也鮮有較大影響力的思想著作，就連秉持法家思想的后在秦國有較大影響的商鞅、李斯、韓非等人也是山東地區(qū)的人，

在秦國大行其道的法家思想也是山東地區(qū)的產物，從這方面來講秦在先秦百家爭鳴中處于邊緣化地位。

總體而言，秦國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相對缺失，使得當時的秦國統(tǒng)治者在秦國境內推行思想管控政策較為容易。

如果說焚書是為了加強秦朝的控制，那坑儒純粹就是秦始皇的自發(fā)行為。

秦始皇作為國家最高統(tǒng)治者，夢想著長生不死，在求藥訪仙上花費大量財力物力。

為了求藥訪仙成功，始皇將此事交給方士。

這里的方士來源復雜，有知識分子、有江湖術士，但都是有著尊崇神仙思想的一類人。

歷史記載為秦始皇求藥訪仙的有韓終、侯公、石生、盧生、徐市等人。

焚書事件的第二年，盧生進言始皇：“若想求藥訪仙成功，就應該保持神秘性，這樣神仙才會到來。所住的地方如果讓臣子知道，就會妨礙仙人的到訪?！?/span>

皇帝當然樂于接受這樣的建議，于是改稱自己為“真人”，并將自己所到之地嚴格保密。

有一天，始皇來到梁山宮，遠遠望見丞相出行的人馬車騎甚是壯觀，心里覺得不是滋味，說了幾句不高興的話。

始皇身邊的隨從將皇帝生氣之事轉告丞相，丞相立即出行將車騎數(shù)量減少。

始皇看到如此結果，立即知道有人泄漏他的話，認為耽誤了他的求仙大計，于是將當時在場的人全部處死。

這件事弄得人人自危。

侯生與盧生私下議論：

“皇帝剛戾自用，覺得自己統(tǒng)一了天下，認為從古至今沒人比得上他，就想為所欲為。雖然有博士七十多人，但都不受重用，所用的人都是一些獄吏。從上到下的官員為了討好他，只說假話，天下沒人向他盡忠。秦法還規(guī)定方術不靈我們就要被處死?；实圻€貪權專斷。這樣的人不值得為他求藥訪仙?！?/span>

于是兩人逃走?；实鄣弥獌扇颂油?，盛怒，就發(fā)生了后世所說的坑儒事件。

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眾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奸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訞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fā)謫徙邊。

從這段話中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此事針對的并不是儒家，而是為秦始皇求藥訪仙的方術士；

第二，始皇給予方術士的待遇相當豐厚；

第三，盧生等人的非議與逃亡惹惱了始皇；

第四，有人在咸陽城中擾亂民心；

在這個事件中，始皇親自命令將違反禁律的四百六十人除名、坑殺，可見其憤怒之情；讓天下盡知，可見其懲前毖后的決心。

這是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中關于坑儒的原始記載，在《儒林列傳》中也記載：

“及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span>

兩篇記載的針對一方都是方術之士，但為何后世稱為坑儒呢？

原因是方術之士中存在一部分儒生，這在公子扶蘇勸諫始皇的話中有反映。

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jiān)蒙恬於上郡。

焚坑之事的直接原因是世人對秦的治國思想、地方政體以及秦始皇個人等方面的非議，細細思來，則是秦在社會輿論上主導權的缺失。

盡管秦最終實現(xiàn)了天下的統(tǒng)一，建立起強大的政治實體，但那僅僅是政治以及地域上的統(tǒng)一。

秦的思想文化沒有對山東的思想文化形成優(yōu)勢，山東地區(qū)對秦的認同缺失，原山東國家人們在心理上還對秦有著較大的排斥，統(tǒng)一國家有著較大的離心力，

也就是說秦始皇在政治上確立了絕對權威，但思想上的權威還沒有確立，政治的合法問題通過統(tǒng)一政令等方式解決，但精神層面的合法問題卻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

因而，這種缺少思想與文化的統(tǒng)一是極其不穩(wěn)固的。

這是秦統(tǒng)治階層面臨的重大問題。

解決精神層面的合法問題有兩種方式，

一是改造秦國的統(tǒng)治思想，吸納法家思想以外的思想主張；

二是將以“法”為基礎的秦國方式推向全天下，并嚴厲打擊其他學派思想，尤其是在當時有相當影響力的儒家。

秦始皇最終選擇了后者，發(fā)生在公元前213年與212年的焚坑事件標志著秦與山東地區(qū)思想文化合作的決裂，也將儒家推向了帝國的對立面。

盡管在焚坑事件后秦博士中還有儒學人士（如叔孫通，在秦二世時期還是博士），但秦的焚坑政策畢竟給儒學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傷害，導致“六藝從此缺焉”。

所以當秦末起義時，儒學人士爭相投奔張楚政權。

孔子的后代孔甲成為了陳勝的博士，并與陳勝同死。

秦始皇想借焚坑之事堵住天下人的嘴，但焚坑之事并未讓秦站到道義的制高點，反而失盡天下人心。

秦沒有將政權的合法性與精神道義合理地結合，沒有解決精神層面的合法問題，而將這一問題留給了后人，焚坑之事應為秦之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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