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網上流傳一種說法，認為隋朝留下的糧食夠唐朝吃50年。很多人對這種說法深信不疑。
那么，實際情況如何呢？隋朝末年留下的糧食真的能讓唐朝吃50年嗎？本文依據相關原始史料對此進行詳細分析。
一、該說法的來源
現(xiàn)在網上流傳甚廣的隋朝的糧食夠唐朝吃50年的說法是怎么來的呢？是憑空捏造，還是確有史料來源呢？
應該說，這一說法并非完全憑空捏造，它是有史料來源的，只不過該說法對相關史料進行曲解和誤讀。
據《貞觀政要》辨興亡第三十四記載，貞觀二年（628），唐太宗李世民對黃門侍郎王珪說：
隋開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饑乏。是時倉庫盈溢，竟不許賑給，乃令百姓逐糧。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比至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煬帝恃此富饒，所以奢華無道，遂致滅亡。
《資治通鑒》貞觀二年也有類似記載，但相對簡略。
乍一看，網上的說法不是說的挺對的嗎？“比至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這不就是說隋朝末年的糧食可供吃50年嗎？隋朝后面緊接著就是唐朝，因此，這50年不就是唐朝在吃嗎？
下面，我就結合相關資料，對這一則原始史料進行詳細解讀。
二、史料解讀
（一）“末年”是指隋文帝末年，而非隋朝末年。
結合上下文可知，“比至末年”，說的是隋文帝末年，而不是隋朝末年，所以下面才會有“煬帝恃此富饒”的說法，隋煬帝依恃的正是隋文帝末年的富饒。
因此，這里的“比至末年”，最多只能算到隋文帝去世時的仁壽四年（604）。
隋文帝
這時候正是隋朝比較強盛的時期，隋末大亂還完全沒有發(fā)生。
（二）“得供五六十年”是一個數學計算，并非真能吃五六十年。
所謂“得供五六十年”，僅僅是一個數學計算而已，，是根據糧食存量、人口數量、人均糧食消耗量等測算的數據，用來說明隋文帝末年留存糧食之多。并不是說這些糧食真的能吃五六十年。
原因很簡單，隋唐時期糧食的保存年限最長只有9年。
關于隋唐時期糧食的保存年限，史書是有很明確的記載的，我在這里僅提供3處史料出處：
1、《新唐書》食貨志
據《新唐書》食貨志記載：
其后洛、相、幽、徐、齊、并、秦、蒲州又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令。
可見，當時粟能保存9年,米能保存5年；潮濕之地，粟能保存5年，米能保存3年。
整體來看，當時糧食的保存期限是3-9年。
當然，有細心的人可能會說，《新唐書》記載的只是“常平倉”的糧食保存期限。當時，全國除了用于調節(jié)糧價的常平倉之外，還有京師的太倉，還有其他用于儲備目的的糧倉，例如，隋朝時關中的永豐倉、洛陽附近的回洛倉、洛口倉、河北的黎陽倉等等。
這些糧倉的糧食保存期限是否會有不同呢？我們再來看看《唐六典》的記載
2、《唐六典》
《唐六典》在司農寺·太倉署部分有以下記載：
凡粟支九年，米及雜種三年。
在具體規(guī)定上與《新唐書》略有不同，但是，糧食的整體保存期限則是完全一致的，也是3-9年。
但是，有些比較較真的朋友可能還是有疑問，《新唐書》說了常平倉，《唐六典》說了太倉，它們的糧食保存期限確實一樣，那么，其他的諸如永豐倉、洛口倉、回洛倉、黎陽倉等用于儲備目的的糧倉，會不會保存期限有所不同呢？
針對這部分朋友，我專門準備了一條史料，那就是北宋《天圣令》所附的唐令。
3、北宋《天圣令》所附的唐令
《天圣令》本身是北宋的法令，但是，由于其編修原則是“取唐令為本”，所以，里面附有很多唐令。其中，唐令倉庫令中有一條記載：
諸倉窖貯積者，粟支九年；米及雜種支五年。下濕處，粟支五年；米及雜種支三年。
這一條唐令，明確規(guī)定了其適用范圍是“諸倉窖貯積者”，也就是說，所有的倉庫，不管是常平倉，還是太倉，還是其他的各倉，均統(tǒng)一適用這條規(guī)定。
其規(guī)定的糧食保存的具體期限與《新唐書》完全一致。
上述3條史料互相印證，確切的證明了，在隋唐時期，糧食保存期限就是3-9年。
隋唐糧倉
綜合以上分析可知，假設以仁壽四年（604）作為隋文帝末年，則隋文帝留下的這些所謂“得供五六十年”的糧食，最晚在隋煬帝大業(yè)九年（613）的時候，必須全部替換，否則，剩余的存糧就超出了保存年限，不能再吃了，真要吃這些“僵尸糧”，是會吃出人命的。
至此，所謂隋朝末年留存的糧食可供唐朝吃50年的謠傳可以說已經被徹底推翻了。
但是，隋朝末年到底有沒有留下糧食？留下了多少糧食呢？
畢竟，隋煬帝時期，雖然建東都，修運河，開通西域，三征高句麗，耗費了大量的錢糧，但是，這一時期，特別是隋煬帝前期，天下尚未大亂的時候，隋朝也是有新增糧食進賬的，并非只出不進。那么，到了隋煬帝末年的時候，糧食情況如何呢？
三、隋朝末年糧食情況分析
我認為，隋朝末年留存的糧食確實還有，但是數量并不多。
（一）隋煬帝的大量消耗
隋煬帝從即位開始就搞大手筆，為此消耗了大量的錢糧。與此同時，自大業(yè)七年（611）開始，大量百姓不堪忍受殘酷壓迫，紛紛揭竿而起，造反當流寇去了，真正繼續(xù)種地納糧的人越來越少。一方面是大量的支出，另一方面是日漸減少的收入，導致在隋煬帝時期，糧食處于嚴重的凈減少狀態(tài)。正如大業(yè)十二年（616）右候衛(wèi)大將軍趙才所說，“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資治通鑒》）。
隋煬帝
在糧食整體情況不容樂觀的前提下，隋煬帝采取的措施更加雪上加霜，他采取了優(yōu)先保障國家倉儲、不管百姓死活的政策。
我在這里簡單舉以下幾個例子：
1、隋煬帝時期提前征收未來數年的賦稅。
據杜佑《通典》記載：
又逆徵數年之賦，窮侈極奢，舉天下之人，十分九為盜賊。
可見，在隋煬帝后期，由于國用不足，隋煬帝已經開始提前征收未來數年的賦稅，當時實行“租庸調制”，賦稅中很重要的一項就是繳納糧食（租）。
2、隋煬帝時期大量挪用社倉的糧食。
社倉（又稱“義倉”），其本質是一種民間自助自救的形式。由各地百姓在平時根據貧富情況相應拿出一定數量的糧食，交給官府集中管理，一旦遇有災年，則從社倉中支出糧食救濟，“為百姓預作儲貯，官為舉掌，以備兇年”（《舊唐書》食貨志）。
也就是說，社倉里的糧食，本質上是百姓自己的糧食，并不是繳納給朝廷的糧食，官府在其中只起到管理作用，并沒有這些糧食的所有權，是不能挪作他用的。
而在隋煬帝時期，朝廷卻因為國用不足而大量挪用社倉的糧食，以至于最后社倉無糧可支，“及大業(yè)中年，國用不足，并貸社倉之物，以充官費，故至末涂，無以支給”（《舊唐書》食貨志）。
以上例子說明兩個問題：
第一，當時朝廷手中的存糧不多了。試想，如果當時還有充足的存糧，則隋煬帝又不是傻子，必然優(yōu)先考慮使用存糧，斷然不會冒著惹怒天下百姓的風險貿然提前征稅以及挪用社倉。
第二，在糧食整體不足的前提下，隋煬帝采取了優(yōu)先保障朝廷需要而盤剝百姓的做法。
在隋煬帝的壓榨下，百姓因為活不下去紛紛造反，至遲大業(yè)十一年（615）時，隋朝的賦稅征收體系已陷入崩潰。
據《資治通鑒》記載，大業(yè)十二年（616）五月，納言蘇威上奏說：
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乎！
蘇威這段話，是隋煬帝詢問他全國盜賊情況時說的，意思很明確，當時朝廷的租賦已經征不上來了，因為負擔租賦的百姓都造反當盜賊去了。
由于當時的租賦一般是秋季征收，因此，大業(yè)十二年（616）五月時，蘇威并不知道當年的情況，他說的至少是上一年、即大業(yè)十一年（615）的情況。
據此看，至遲大業(yè)十一年（615）時，隋朝已經無法正常征收租賦了。
綜合以上情況看，到隋煬帝末年的時候，民間經濟已經完全崩盤了，沒有糧食，活不下去，“是時百姓廢業(yè)，屯集城堡，無以自給”（《隋書》食貨志）。而朝廷方面，糧食存量雖然早已無法與隋文帝末年相比，但是，由于隋煬帝的盤剝，官府的倉庫里面還是有糧食的，“然所在倉庫，猶大充爨，吏皆懼法，莫肯賑救，由是益困”（《隋書》食貨志）。
但是，局勢發(fā)展遠沒有就此止步，百姓并不是機器，被逼到活不下去的時候，他們也會奮起反擊。于是，全國百姓紛紛揭竿而起，開始了隋末大亂。
在隋末大亂中，原本朝廷手里的那些糧食，也未能幸免，被大量消耗。
（二）隋末大亂時期的消耗
隋末大亂時期，由于百姓普遍沒有糧食吃，因此，各割據勢力起兵之時，大多會為了收買人心而開倉放糧，這幾乎成為了當時的標準操作。這里依據《資治通鑒》簡單舉幾個例子：
薛舉：囚郡縣官，開倉賑施。
劉武周：于是開倉以賑饑民。
羅藝：乃發(fā)庫物以賜戰(zhàn)士，開倉廩以賑貧乏。
李子和：執(zhí)郡丞王才，數以不恤百姓，斬之，開倉賑施。
李淵自己也有類似操作，“淵開倉以賑貧民”，“至永豐倉勞軍，開倉賑饑民”。
李淵
當然，這方面做到極致的，還得屬李密。
李密
以李密攻陷的洛口倉（興洛倉）為例，李密攻克洛口倉以后，“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道路相屬”（《資治通鑒》）。
結果出現(xiàn)了什么情況呢？
密開洛口倉散米，無防守典當者，又無文券，取之者隨意多少；或離倉之后，力不能致，委棄衢路，自倉城至郭門，米厚數寸，為車馬所轥踐；群盜來就食者并家屬近百萬口，無甕盎，織荊筐淘米，洛水兩岸十里之間，望之皆如白沙。
由于沒有管理，大量百姓來領取糧食，拿不動就扔掉，被扔在地上的米厚達數寸，洛水兩岸十里之間，看上去就像一片白沙。
瓦崗軍開倉放糧
在各路割據勢力的共同努力下，官府手里的那點存糧也被迅速消耗。
至唐高祖武德中，各大糧倉也已經幾乎沒有什么糧食了，我們可以具體來看一下：
1、永豐倉
永豐倉位于關中的華州，主要保障關中地區(qū)的糧食供應。
永豐倉
義寧元年（617）李淵晉陽起兵后，隋朝的華陰令李孝常以完整的永豐倉投效李淵。
但即便如此，李淵進入長安后，馬上就面臨著缺糧的問題，雖然手中握有永豐倉，李淵仍然無法滿足關中地區(qū)百姓的糧食需求，不得已只好下令讓關中百姓到劍南就糧。
根據《全唐文》收錄的李淵“定戶口令”記載，當時的情況是：
比年寇盜，郡縣饑荒，百姓流亡，十不存一。貿易妻子，奔波道路，雖加周給，無救倒懸。京師倉廩，軍國資用，罄以恤民，便闕支擬。
可見，當時關中地區(qū)包括永豐倉在內的倉庫的糧食并不多，必須集中于“軍國資用”，也就是用于打仗等國家大事，已經無法同時救濟百姓了。不得已，李淵提出讓關中百姓到劍南就食：
外內戶口見在京者，宜依本土置齡以下。下官部領，就食劍南諸郡。
可見當時永豐倉的存糧已經不多了。
2、回洛倉
回洛倉位于洛陽以北，主要保障洛陽地區(qū)的糧食供應。
回洛倉
武德三年（620）七月李世民率軍征討王世充，當年八月就攻克了回洛城，但是，十余萬唐軍的糧食供應問題并未因此就得到解決，在此后的作戰(zhàn)中，李世民仍然需要通過陜、鼎、函、虢、虞、芮等六州向前線轉運糧食，時任陜州總管的黨仁弘在此期間還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黨仁弘，高祖起義兵，為左武侯將軍，簡校陜州總管，鎮(zhèn)守陜城。及大軍東討王世充，仁弘轉餉不絕”（《冊府元龜》卷498）。
可見，雖然唐軍攻克了回洛倉，但無法解決自己的糧食供應問題，由此判斷，當時回洛倉也已經處于無糧的狀態(tài)。
3、洛口倉
洛口倉位于洛陽以東，主要保障河南地區(qū)的糧食供應。
洛口倉
看地圖可知，洛口倉距離武牢關（虎牢關）很近。武德四年（621）三月，竇建德率軍十余萬從河北南下增援王世充，當時唐軍有人建議放棄武牢關，暫避鋒芒。
請注意，由于洛口倉距離武牢關極近，因此，放棄武牢關，意味著同時放棄洛口倉。如果當時洛口倉存有大量糧食，則竇建德完全應該就近使用洛口倉的糧食供應軍需，并救濟王世充。但是，薛收在分析當時情況時，卻提到，放棄武牢關、暫避鋒芒的后果是，“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zhàn)爭方始，偃兵無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資治通鑒》武德四年）。也就是說，即便讓竇建德占據了洛口倉，竇建德仍然需要從河北調運糧食，“轉河北之粟”。
薛收
可見，至遲在武德四年（621）時，洛口倉也已經沒有多少糧食了。
4、黎陽倉
黎陽倉位于黃河以北的黎陽（武德年間屬黎州），主要保障河北地區(qū)的糧食供應。
黎陽倉
上面提到，當時竇建德手中有糧食，那么，這些糧食是不是黎陽倉的存糧呢？不是！
原因很簡單。武德五年（622）十一月，李建成率部征討河北劉黑闥的第二次起兵。當時河北地區(qū)的形勢是，“自相州以北州縣皆附之”（《資治通鑒》），看地圖可知，黎陽倉所在的黎陽位于相州以南，仍然掌握在唐軍手中。如果黎陽倉有大量存糧，則唐軍的優(yōu)先選擇必然是就近從黎陽倉調撥糧食保障軍需。但是，查《于志寧碑》可知，“又以劉闥重擾河北，命公為河南道支度軍糧使”，即任命于志寧為河南道支度軍糧使。這就說明，黎陽倉當時并不能滿足唐軍的糧食需求，因此，需要于志寧從河南地區(qū)征集糧食。
于志寧
可見，至遲武德五年（622），黎陽倉也已經基本空了，沒有什么存糧了。
5、貞觀初年整體情況
貞觀初年，全國災害不斷，據《資治通鑒》記載：
（貞觀）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
請注意，當時全國已經實現(xiàn)了統(tǒng)一，因此，朝廷可以從全國范圍內征調糧食，同時，唐太宗也不是吝惜倉庫的人，“但使倉庫可備兇年，此外何煩儲蓄”（《貞觀政要》）。
唐太宗李世民
但是，即便如此，面對在饑荒中出現(xiàn)的百姓賣兒賣女的情況，太宗所能做的，只是從御府（皇帝自己的府庫）里出錢贖回孩子，還給其父母，“關內旱饑，民多賣子以接衣食；己巳，詔出御府金帛為贖之，歸其父母”（《資治通鑒》貞觀二年）。
但卻拿不出糧食賑災，只能允許百姓“東西就食”，這就充分說明，當時朝廷手中實在是沒有什么存糧可以拿出來賑災了。
綜合以上分析可知，隋朝的糧食，在經歷了隋煬帝的揮霍、以及隋末大亂之后，至唐朝初年早已經消耗一空了，唐朝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之上，休養(yǎng)生息，逐漸的恢復發(fā)展的。所謂隋朝的存糧可供唐朝吃50年的說法，純屬無稽之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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