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蔚
清代直隸總督多是飽學之士，編輯、寫作、出版?zhèn)€人的文集，謀劃匯總直隸省的志書，往往都是在蓮池內(nèi)進行。例如直隸總督方觀承勤于著述，在為政之余，“署中未嘗設(shè)劇，公事之暇即執(zhí)書讀之……”。他將其祖父、父親及自己的詩文著作輯為《述本堂詩集》。并著有《薇香集》《燕香集》《問亭集》《養(yǎng)局案記》《畿輔義倉圖》《御題棉花圖》《直隸河渠水利書》《方恪敏公奏議》《宜田匯稿》《壇廟祀典》等著作，大多是在保定蓮池派專人編輯出版的。
近代中國，面對“數(shù)千年來未有之強敵”，處于“數(shù)千年來未有之變局”（李鴻章《籌議海防折》中語，載《李鴻章全集》卷二十四），自強新政、救亡圖存先后成為時代主題。政治領(lǐng)域內(nèi)，由講求自強、實行新政、變法改良而至發(fā)動革命，最終推翻帝制；文化領(lǐng)域內(nèi)，在譯介西學、啟蒙思想的同時，也著意于刊印傳統(tǒng)文獻，恢復與重振文教，客觀上保存了數(shù)千年傳承不墜的文化遺產(chǎn)。由曾國藩、李鴻章等為代表的中興名臣發(fā)起端，各地督撫等大員承其緒，國內(nèi)的晚清官書局最早在保定應運而生，以其設(shè)立之廣、刊書之多、校勘之精、影響之大，成為近代中國文化出版的主流。
曾國藩最早在保定湖廣會館創(chuàng)立官書局
晚清文學大師曾國藩任直隸總督后，集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大成，以“私淑桐城”自居，為讓桐城派順應時勢，他以豁達開明的態(tài)度對待桐城前輩的短長得失，總結(jié)和提出了一系列既符合文學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又對桐城派的弊端有所補救和超越的文學主張。曾國藩任直隸總督一年半，大興文教，主講書院，著《勸學篇》，發(fā)微桐城，融匯中西，確使古城保定有一番新氣象。而保定官書局最早是由直隸總督曾國藩建立的。
早在同治二年（1863）曾國藩進入安慶，以重興文化為名，創(chuàng)辦官書局。延請洪全奎、莫友芝督理創(chuàng)辦書局事宜，并選委一些積學名士分任?？薄：髞碓鴩ミM金陵，又設(shè)江南書局。不久，金陵官書局、浙江官書局、四川官書局、安徽敷文書局、山西官書局、山東官書局、保定官書局相繼成立。這些書局大都是省級官書局，但很少有記載。
保定官書局建立于同治八年（1869），最初設(shè)立在保定東大街湖廣會館內(nèi)。但后來地址有變遷，根據(jù)光緒三十四年正月初九日《北洋官報》復印件顯示，《保定官書局》地址在保定市北大街，但不知其具體位置。
在孔夫子舊書網(wǎng)，如今看到了一套“保定官書局”宣統(tǒng)二年仲秋刊印的《歸震川錢牧齋尺牘合刊》（缺《錢牧齋尺牘》兩冊）。也曾經(jīng)在某拍賣會看到“保陽官書局”宣統(tǒng)元年（1909）刊印的《御纂詩義折中》。據(jù)法律史學術(shù)網(wǎng)上載，有一套美國《伊比西河地方行政論》譯本，為光緒三十三年（1907）保定官書局印本。也就是說，曾國藩創(chuàng)辦的保定官書局，在1907年前后仍在運作。
李鴻章與蓮池書局的創(chuàng)建
從歷史上看，蓮池書局是為編修《畿輔通志》所建，是直隸總督李鴻章主導下的蓮池書局書籍出版的肇始。關(guān)于蓮池書局跟直隸官書局之間的關(guān)系，各種文獻有著不同的說法，有人認為這兩局是一回事，也有人說這兩局之間沒有關(guān)系，還有的人認為蓮池書局乃是直隸官書局的前身，而且無論哪種說法，都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見。不管這兩者之間是否有傳承的關(guān)系，都是一種事實的存在。即便是蓮池書局本身，在歷史上也有著不同的表述，比如它的刻本，有的稱為“蓮池書局刻本”，也有的稱“蓮池書院刻本”，另外還有“保定蓮花池刻本”，而以上三者，均有實物留存，除此之外，還有的書稱“蓮池書社印刷”、“古蓮花池刻本”等等。那究竟哪個稱呼最為正確呢？對此依然沒有定論。有學者將這三種不同的稱呼分別列出所刻之書，這種排列方式最能說明問題。
對于現(xiàn)存的以“蓮池書局”為出版單位的這些刻本，綜合各種資料，筆者提出：同、光時期此地只有一個以‘蓮池’命名的官方出版機構(gòu)，即蓮池書局（畿輔通志局），現(xiàn)今各種文獻紀錄的蓮池書局本、蓮池書院本、古蓮花池本皆是蓮池書局出版發(fā)行的”。無論這些書的名稱怎樣稱呼，只要有“蓮池”二字者，均為蓮池書局的出版物，并且，蓮池書局又稱為“畿輔通志局”，則是因為最初的蓮池書局之設(shè)，只是為了刊刻大部頭的《畿輔通志》。
《畿輔通志》其實就是直隸省的通志，因為古人把圍繞國都之地稱為“畿輔”，有的也稱“京畿”。在清代，《畿輔通志》總計纂修過三次，關(guān)于編纂此志的動機，乃是清康熙十一年，皇帝采納大學士衛(wèi)周祚的建議，準備編寫《大清一統(tǒng)志》，為此下令各省分別編修通志，而《畿輔通志》的編寫從這一年就開始醞釀。到康熙二十一年，此志得以完成，但因該志編寫得較為匆忙，后世對康熙版的《畿輔通志》評價不高，為此《四庫全書》未將其收錄。到了雍正六年，為了續(xù)修《大清一統(tǒng)志》，皇帝下令，重修各地通志。從第二年開始，《畿輔通志》再次編修，該書原來的康熙版為四十六卷，而雍正十三年完成的再修本則擴展為一百二十卷。按照慣常的規(guī)律，各地方志六十年一修，但《畿輔通志》從雍正十三年完成之后，直到光緒十二年，之間相隔了一百四十年之久。
光緒版的《畿輔通志》乃是在李鴻章任上完成，李鴻章曾三次出任直隸總督，其在此任上的時間合計達二十五年之久，他在同治十年（1871）聘請黃彭年來主修《畿輔通志》，此次修志比雍正版下的工夫更大。
最早與蓮池書院有關(guān)的刻書記錄見于黃彭年《蓮池書院記》中“同治十年（1871）開局修畿輔志”的記載。同治九年（1870），李鴻章接任直隸總督，第二年（1871），他向同治皇帝上疏，奏請重修《畿輔通志》，即直隸省志。李鴻章于十二月奉旨，在省城蓮池書院設(shè)立修志局，就是后來各種文獻中記錄的蓮池書局。蓮池書院也為《畿輔通志》的編撰刻印盡心竭力，編撰刻印《畿輔通志》也是蓮池書院的一項重要活動。蓮池書院院長、道光進士、著名史地學者黃彭年任總纂官，大批地方名流和蓮池書院師生參加編修，其中有各級官員90余人，五品以上的就有35人，歷經(jīng)13年，成書300卷，17890頁，約計1227萬字，耗銀119900兩，而此志也的確部頭龐大，竟然達到了三百卷之多。正因為如此，李鴻章組織了刻書班子，這就是畿輔通志局的來由，也就是蓮池書局的前身。
文壇獨步，蓮池書局
當年為了纂修《畿輔通志》，蓮池書院買來了大量的參考書，黃彭年在《蓮池書院增修講舍記》中說：“自蓮池為行宮，從萬卷樓西界以垣為書院。道光中，罷行宮，示天下不復巡幸，差池易為賓館。同治十年開局修《畿輔通志》，予來居焉。光緒四年予始重領(lǐng)書院講席。合肥相國置書二萬余卷，使諸生得縱觀。增課經(jīng)古，以時獎勵，于是遠近來學者日眾”。這里為什么又提到了蓮池書院呢？原來早在同治九年，李鴻章接任直隸總督，第二年即向同治皇帝上疏，奏請重修《畿輔通志》，即直隸省志。李鴻章于十二月奉旨，在省城蓮池書院設(shè)立修志局，就是后來各種文獻中記錄的蓮池書局。
《畿輔通志》自同治十年（1871）開始編纂，光緒十年（1884）開刻，十二年（1886）告竣行世。僅此一書所雕木版即萬塊之多，且雕刻技藝之精、印刷水平之高非一般刻書所能比?！剁茌o通志》所有刻版后，曾經(jīng)一度全部儲放于蓮池萬卷樓。
編纂、刊刻，各有安置
據(jù)各種地方志、出版書目和史志資料記載。以“蓮池**”刊本為名的書籍有三、四十種，甚至還翻刻、翻印了一些蒙學課本、中醫(yī)學著作和西洋科技著作，其記錄的出版機構(gòu)為“蓮池書局”、“蓮池書院”、“保定蓮花池”等等。晚清直隸總督李鴻章的《李文忠公全集》，就是由其幕僚、蓮池書院院長吳汝綸編輯，由蓮池書局負責出版的。
但是綜合各種資料，同光時期此地只有一個以“蓮池”命名的官方出版機構(gòu)。即蓮池書局（畿輔通志局），現(xiàn)今各種文獻紀錄的蓮池書局本、蓮池書院本、古蓮花池本皆是由直隸總督李鴻章建立的蓮池書局出版發(fā)行。從時間、地點兩方面來看，蓮池書院附近不可能出現(xiàn)多個出版機構(gòu)。蓮池書局開始于同治十年（1871），歷經(jīng)三十余年結(jié)束。標明“蓮池書院”和“保定蓮花池”刊本的書籍都是在此期間雕印的。無論蓮池書局還是蓮池書院、保定蓮花池，其工作地點都無疑是古蓮花池內(nèi)。
可以肯定的是，直隸總督李鴻章主導的蓮池書局是開局于蓮池內(nèi)，但工作人員（書院師生）也只是在此進行編纂、?？?，刻字、印刷就要另尋他處，因為沒有空余之地。這樣的情況下不會有其他機構(gòu)同時進行出版刻書活動。由此可知，當年《畿輔通志》刊刻了上萬塊版片，而后這些版片就存放在蓮池書院的藏經(jīng)樓內(nèi)。
為刊刻《畿輔通志》及其他書籍，直隸總督李鴻章?lián)襁x保定城隍廟東側(cè)狼虎街（今瑯瑚街）土地祠為設(shè)局刻書之所，將該祠前、中、后三進殿占滿。分刻字、印刷兩部，工人在200人以上，通志、府志告成，又刊印了《賦役全書》《大清律例》《清苑縣志》《蓮池課藝》（講義）、本省單行章則、全省各縣告示和諭令，以及私家所撰書籍與各省分撰之經(jīng)、史、子、集。
看來，《畿輔通志》的編委會設(shè)在蓮池書院內(nèi)，而刊刻之地卻是在保定城內(nèi)的土地祠。這種說法很關(guān)鍵，因為目前所看到的資料中，大多說蓮池書局設(shè)在蓮池書院內(nèi)，而直隸官書局則位于土地祠，而這兩者完全是一回事。
還有一點，蓮池書局處在蓮池書院的哪個位置，我們只能通過推論，來認定書局的編纂處在蓮花池內(nèi)，但是刻字和印刷則另在他處。“無論蓮池書局還是蓮池書院、保定蓮花池，其工作地點都無疑是古蓮花池內(nèi)。蓮花池經(jīng)過修葺和增建，現(xiàn)今的面積大概是八千多平方米。清朝時期也是以池為主體，環(huán)池是玲瓏別致的亭臺樓閣，主要功能是為賞游的風景園林。書院開辦在園中的西北部，“廣十六丈有奇，長僅十丈”，后經(jīng)過增建也是房舍不足以使用?？梢钥隙ǖ氖巧彸貢质情_局于蓮池內(nèi)，但工作人員也只是在此進行編纂、?？?，刻字、印刷就要另尋他處，因為沒有空余之地。這樣的情況下不會有幾個機構(gòu)同時進行出版刻書活動”。
該段文字也同樣未能舉出《畿輔通志》的刻字和印刷是在他處的歷史依據(jù)，更為重要者，該文沒有講明除了《畿輔通志》之外，蓮池書局所刊刻的其他百十余種書，是在蓮池書院內(nèi)刊刻者，還是像《畿輔通志》那樣，也是在土地祠之內(nèi)刊刻。翟永興所撰《光緒版＜畿輔通志＞纂修述評》一文也提到了通志的刊刻之地，此文首先稱：“雍正版《畿輔通志》。它于雍正七年由直隸總督唐執(zhí)玉延聘田易等人，在保定蓮池內(nèi)設(shè)局開始纂輯，后由直隸總督劉于義、李衛(wèi)相繼監(jiān)修，聘翰林院侍讀學士陳儀接著修篡”。這里也是稱《畿輔通志》的編委會設(shè)在蓮池內(nèi)。
而對于刊刻地，《述評》則稱：“《畿輔通志》從同治十年開始編纂，于光緒十年完稿，前后歷時14年。完稿之后，畿輔通志局開始安排刻印。據(jù)《保定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記載：為了刻印這部巨著，專門在保定城隍廟東側(cè)土地祠內(nèi)成立官刻印書局，設(shè)立刻字、印刷兩部，共招錄了200多名工人進行雕刻印刷。后人評價《畿輔通志》的雕刻技藝精湛，印刷水平高超，非一般刻書所能比”?？磥?，《畿輔通志》另外設(shè)立了“官刻印書局”。而該局規(guī)模不小，刻字與印刷工人有兩千多名，而其地點就是在城隍廟東側(cè)的土地祠內(nèi)。該文給出了這種說法的依據(jù)――據(jù)《保定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記載。
從經(jīng)濟情況分析，直隸總督李鴻章主導的官府沒有資金開辦多個書局，蓮池書院也沒有余力進行獨立的出版刻書活動。開局刻書是一項花費不菲的文化活動，以刊刻《畿輔通志》為例，300卷耗銀119900兩，簡單計算每刻印一卷書籍至少要花費數(shù)百兩銀子?？梢哉f，直隸地方政府如果對此沒有專項撥款，書局很難生存下去。蓮池書院雖然有學田收租，但一直還要靠官府撥款和地方捐助，經(jīng)濟上是不獨立的。它無論是房屋修建還是采買圖書還需要另行向直隸總督李鴻章的官方申請資金。吳汝綸也認為“蓮池培養(yǎng)士子之費，尚不及冀州耳”（吳汝綸《桐城吳先生日記》，文海出版社，1969）。辦學經(jīng)費都不是很富裕，刻印圖書只能依靠官方的蓮池書局了。
蓮池書局，戰(zhàn)亂消亡
蓮池書局成立30年，經(jīng)庚子事變，學者、工人星散，始?？?。光緒二十六年（1900），美、日、德、俄、英、法、奧、意八國聯(lián)軍侵入北京，慈禧太后挾光緒逃往西安，11月，美、法、德、意四國軍隊攻陷保定，分城占領(lǐng)，百姓慘遭蹂躪，光緒二十七年（1901）夏，方退走。蓮池經(jīng)此之變，亭臺樓閣幾成灰燼，藏經(jīng)樓亦遭焚毀，《畿輔通志》木版被毀大半。
1910年11月2日，《北洋官報》改在保定出版。該報仍為隔日刊，每期8至10余頁。有：“宮文鈔”、“奏章錄要”、“析法摘要”、“文牘錄要”、“畿輔近事”、“各國新聞”、“各省新聞”等欄目，由蓮池書局負責印刷出版。1912年，新建的省立第二師范學堂附屬小學占此辦學，蓮池書局，從人們的視野中徹底淡去，從此消失于歷史的長河之中，幾無余響。
民國十四年（1925），奉系軍閥李鴻銑部駐保定。秋，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胡景翼部鄧寶珊駐保定，兵駐蓮池，恣意踐踏破壞，所余《畿輔通志》版刻盡被燒毀。（河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河北省志·出版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直隸文翰，永載史冊
從同時期書院與地方書局的相互依存關(guān)系上看，蓮池書院師生是蓮池書局出版活動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力量?？虝霭娌粌H僅是狹義的雕版印刷，而且包括編輯、?？钡葟V義的內(nèi)容，其實質(zhì)相當于現(xiàn)代的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無疑這是一項具有學術(shù)性的專業(yè)工作。比如校書，無論翻刻還是新刊都不能忽視。清末各地方官書局都聘請既有學術(shù)地位又具辦事能力的名士擔當監(jiān)督刊刻的重要職務(wù)，?？比藛T也往往遴選當?shù)氐暮蜓a官、無職儒生等充任。而地方書院師生足以擔綱。蓮池書局與書院同在一園之內(nèi)，院長主持書局的編纂工作，很多蓮池書院師生參與了編纂、?？薄?jīng)人校能成善本，人經(jīng)校書能長學力。所以校刻整理出版書籍對書院參與者來說也是一項寶貴的學術(shù)實踐活動。正是由于二者的密切不可分的關(guān)系，直隸總督主導下的蓮池書局書籍出版，才會具備相當規(guī)模。
蓮池書院與蓮池書局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蓮池書局依托蓮池書院，秉承直隸總督李鴻章的意旨，使直隸文化開出炫麗的花束。最初時，教育與出版之間存在著互為需要、互為支持的關(guān)系，書院依托書局刻印圖書教材，書局依托書院進行編輯、校勘等。到了后來，蓮池書院則很快成為蓮池書局的有力支柱，主導著蓮池書局的出版活動。蓮池書局依靠書院師生主持、?？背霭?，書院借書局進行學術(shù)實踐活動，并很快發(fā)展成為獨立的出版機構(gòu)。它重刻?？坦偶?、刻印書院課藝、編輯出版志書、編輯出版直隸總督李鴻章文集等行為都是依托蓮池書院進行的。蓮池書局依靠書院師生主持、?？背霭婀ぷ?，書院則借助依靠書局進行學術(shù)實踐活動，同時獲得適當收入。晚清蓮池書院不僅藏書豐富，而且還依托蓮池書局大量刻印圖書，為中國北方的圖書編纂、出版事業(yè)，做出獨一無二的巨大貢獻。
編輯：吳蔚 楊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