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陶朱公：堅毅與博大的個性 范蠡被尊為中華商祖，首先是因為他有堅毅與博大的個性。他出身貧寒，為越國稱霸中原立下汗馬功勞，越滅吳后被授為上將軍。但他卻急流勇退，棄官從商。他和美人西施一同劃船太湖，來到商業(yè)發(fā)達的齊國。范蠡化名邸夷子皮經商，齊王聽說其賢能，派使臣親授相印再次為官，但他的個性又使他第二次罷官。二次罷官后來到山東定陶，把邸夷之姓改為“陶朱公”，他以治國之策治家，終于成為巨富而名聞天下。
文財神范蠡，是春秋末期越國的大政治家，輔助勾踐滅吳復國的第一謀臣。范蠡堪稱歷史上棄政從商的鼻祖和開創(chuàng)個人致富紀錄的典范。他曾經“三致千金”——三次散盡家財，又三次重新發(fā)家。在秦漢時代，人們就把那些巨富們稱為“陶朱公”，其名字成了財富的代名詞。
最牛的裸捐史：19年裸捐三次 第一次裸捐：公元前468年，越王勾踐滅吳，慶功宴的酒還沒冷，謀士范蠡就決定轉型了，從政界轉入商界，他將家產全部充公，偷偷搞了艘游艇，逃到煙波浩渺的湖泊上，還換個ID叫鴟夷子皮，然后轉去沿海地區(qū)齊國。
第二次裸捐： 范蠡在海邊墾荒耕作，發(fā)展農牧業(yè)。一不小心就先富起來了，家產積累高達幾千萬。齊王聽說有個大能人在此地，慌忙請他出來做國相，范蠡推辭不過，又暫時回到政界。干了三年，成績斐然，卻辭職走人。走之前，他把家產全部散發(fā)給親友族人。捐完家產之后，范蠡舉家遷到山東定陶，遵循他的經濟學導師計然的市場原則，在這個居天下之中的地方經商，擋都擋不住地又成了首富，繼續(xù)換了個ID叫陶朱公。
第三次裸捐：此次慈善行為沒有具體記錄?！妒酚洝へ浿盗袀鳌飞险f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從19年三次來推理，他從創(chuàng)業(yè)到成熟到巔峰期，平均6年多時間，這個創(chuàng)富頻率現在恐怕復制不了。
財神理財心得：財幣欲其行如流水 在建設越國經濟的過程中，范蠡學到了導師計然經濟理論的精髓，離開政界后，他將這一“財幣流通理論”用于自己的創(chuàng)業(yè)實踐，幾年就取得千金之產，這讓范蠡產生了極強的信心：只要遵循流動的原則，財富什么時候都可以流回來，只不過此時散盡，彼時又回來。將財富全部捐出去，也是一種將它們放回流通過程的方式，我范蠡也只不過是暫時離開這個流程。等我回到這個流程時，又可以將千金賺回來。
所以說，千萬別讓錢幣睡覺休息，一睡就貶值了，錢是好動不好靜的。范蠡裸捐，不只是為慈善，也是出于自己對“流動理論”的堅強信心。裸捐也是一種大智慧。而且，流動理論不只是在市場上流動，也在家系上流動，從上一輩流動到下一輩?！妒酚洝酚涊d范蠡老昏頭的時候，就任由子孫去經營，結果又是財產達“巨萬”。
生財有道，淡定以對 某年，范家次子在楚犯法，當判死刑。范家決定帶錢去撈人，委派誰？范蠡決定派三兒子，范蠡老婆卻主張派長子去。最后由長子帶著千金，去求楚國名士莊生。莊生心善，決定替他辦好事就退錢。他找到楚王，說了一通星象，勸說楚王以德服人，特赦囚犯。
事情本來似乎完美解決了，長子卻割舍不得千金貨幣，聽說有特赦，覺得錢白送了，于是眼巴巴地來要討回錢。此舉嚴重打擊了名士莊生的自尊心，于是轉而勸楚王殺了范蠡次子再特赦。聽聞次子死訊，范蠡卻異常淡定：早在預料當中。
范蠡分析了兩個兒子的成長環(huán)境對財富態(tài)度的影響。長子雖說是富二代，卻也是和父親一起創(chuàng)業(yè)打拼的，知道錢來得不容易，故而難于舍棄財富，反倒耽誤弟弟性命。幼子在富貴環(huán)境中，不知賺錢的艱辛，所以容易舍棄財富，反倒可救滒滒性命。
陶朱公很有經商的頭腦。他根據市場的供求關系，判斷價格的漲落，即”論其（商品）有余和不足，則知（價格）貴賤?！彼l(fā)現價格漲落有個極限，即貴到極點后就會下落；賤到極點后就會上漲，出現”一貴一賤，極而復反”的規(guī)律。這就很符合現代市場規(guī)律的。因為一種商品價格上漲，人們就會更多地生產，供應市場，這就為價格下跌創(chuàng)造了條件。相反，如果價格太低，就打擊了積極性，人們就不愿生產，市場的貨物也就少了，又為價格上漲創(chuàng)造了條件。故他提出一套”積貯之理”。這就是在物價便宜時，要大量收進。他說”賤取如珠玉”，即像重視珠玉那樣重視降價的物品，盡量賣進存貯起來。等到漲價之后，就盡量賣出?！辟F出如糞土”，即像拋棄糞土那樣毫不可惜地盡是拋出。
但是價格漲落的原因在哪里呢？ 陶朱公生長在農業(yè)經濟時代，農產品是市場的最大宗、最主要的商品。農業(yè)有很強的季節(jié)性，每年氣候不同，產量了就不同，對市場價格有重大影響。所以滿足農業(yè)需要、為農業(yè)服務，就成為他經商的主要方向。他根據季節(jié)規(guī)律，提早儲備物資，即所謂”知斗則修備，時用則知物”。就是說，像作戰(zhàn)之前要做好準備一樣，根據季節(jié)的需要（時用）就可以預知市場所需要的商品（知物）。
季節(jié)和氣候變化是有規(guī)律的。他引用我國早已有的一條關于氣候變化的規(guī)律性的古語，作為預知農業(yè)豐歉的依據。這條古語說：”六歲穰、六歲旱，十二年一大饑。”這是說，每六年有一年風調雨順的上好年景，也有一個旱年，每十二年有個大旱年，也有一個水年。
根據這個規(guī)律，他豐年就大膽收進。因為不會年年豐收，收進的貨物不愁沒有機會售出。同樣，在大旱年物價上漲時，他就盡量拋售，不愁以后沒有進貨的機會。就這樣，他不但自己致富，也為平抑物價、避免豐收年谷賤傷農與饑荒年民不聊生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陶朱公的故事告訴我們，氣候資源的變化會造成豐收與歉收兩種狀況，對人們都有不利影響，并且通過商品交流這種不利影響會擴展到全國、全社會，但是，只要人們掌握了這個規(guī)律性，采用商業(yè)手段，通過賤買貴賣，是可以協調的。陶朱公也許是世界上第一個在認識上和實踐上都注意到氣候變化、氣候變化對農業(yè)的影響、農業(yè)對市場的影響，以及在該領域的對策研究上取得重大成就的人。
經商秘訣 生意要勤緊——切忌懶惰 懶惰則百事費
貨物要修整——切忌散慢 散慢則查點難
用度要節(jié)儉——切忌奢侈 奢侈則錢財竭
用人要方正——切忌濫用 濫用則付托難
接納要謙和——切忌躁暴 躁暴則交易少
出入要謹慎——切忌潦草 潦草則錯誤多
買賣要機警——切忌拖延 拖延則機宜失
貨物要面驗——切忌濫入 濫入則售價減
議價要訂明——切忌含糊 含糊則爭執(zhí)多
期貨要約定——切忌訛延 訛延則枝節(jié)生
期限要約定——切忌馬虎 馬虎則失信用
賒借要識人——切忌濫出 濫出則血本虧
錢財要明慎——切忌糊涂 糊涂則弊買生
帳目要稽查——切忌懈怠 懈怠則資本滯
臨事要盡責——切忌放棄 放棄則權力損
優(yōu)劣要分明——切忌糊渾 糊渾則判斷繁
說話要規(guī)矩——切忌浮躁 浮躁則失事多
立心要誠正——切忌粗糙 粗糙則出品劣
主心要安靜——切忌驚惶 驚惶則忘決斷
相處要誠實——切忌虛假 虛假則害己終
二、呂不韋：冒險與投機的個性 呂不韋敢于冒險又善于投機的個性，使他一液之間，由一個與政治毫無干系，與秦國毫無親緣的純商人一變而成為秦的相國。他想：“若能立國定君，把一個國家的君主買到手，不僅一生吃穿不愁，而且榮華富貴可澤及后世。”這就是他想做的生意。呂不韋在這次政治投機中，他的確成功做成了一筆又一筆的大買賣。但他的主觀動機不只是為了追求巨額贏利，還要求得傳之后世的寵幸。
經商成功 陶朱公范蠡雖然經商有道，被看作是富人的象征，一直被后人視為是商人的老祖宗，但范蠡在經商之前，是越王勾踐的大將軍，隱退后一定會有相當可觀的金銀作為經商的資本，因此，范蠡經商的成功，是有客觀條件的。反觀呂不韋，卻是白手起家，小小的年紀，就成了趙國首都邯鄲的首富，相比而言，把呂不韋作為商人的鼻祖竊以為更加合適。
白手起家的呂不韋，第一桶金是如何挖到的，至今尚無法考證，但在尚未婚取的年齡就成為一國首富，絕對不是靠販賣青菜，賣幾個肉包子就能實現的。結合歷史及當時趙國的地理位置，分析呂不韋的生財之道，就是對當代的人也很有啟示，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他經商的天才，也不愧商人之鼻祖的稱號。
奇貨可居理論 呂不韋擅長賤進貴出，這是商業(yè)上的最起碼理論，單純靠這一點是難以發(fā)家的。他的奇貨可居理論，才是他發(fā)家的關鍵。他能把一個人（安國君的兒子，即后來的秦莊襄王。當時作為人質被送往趙國，被稱為質子異人。）作為貨物囤積，還什么樣的事情干不出來？這里至少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呂不韋的原始資本積累，一定是靠見不得人的買賣來積累的。是否有過非法融資尚待考證，但相信那些販賣私鹽、走私珠寶的買賣少不了他，因為在當時的趙國，這都是奇貨。
國際貿易第一人 呂不韋是戰(zhàn)國末期的衛(wèi)國人，但衛(wèi)國是小國，經濟不發(fā)達，于是他把商品貿易發(fā)展到了趙國，并且把公司總部也建在趙國。當時趙國是各諸侯國的交通要道，各國的名人云集，經濟比較發(fā)達；走出國門的呂不韋選擇趙國作為自己的出口貿易國家，不但使呂不韋成為了歷史上開拓國際貿易的第一人，也足以看出他獨到的經濟眼光。
官商勾結的開創(chuàng)者 善于包裝自己的呂不韋，為了把自己的商業(yè)達到頂峰，與達官貴族聯系密切，呂府迎來送往的大多數是趙國的高官貴人，各國的外交使節(jié)也是呂府的常客，這就使他的商業(yè)與官場有了千絲萬縷的聯系，在擴大了自己的知名度的同時，也使自己的商業(yè)發(fā)展提供了更多的良機。他開創(chuàng)的商人與官場合作的經商之道，至今仍然被很多成功商人視為成功的首選之道。
從以上三點，我們不難看出，呂不韋的確應該是商人的鼻祖。
開創(chuàng)了商人從政的歷史先河 大家都知道，在古代，商人的地位是比較低的。無論商人有多少金銀財寶，那些高官貴族、文人學者也對他不屑一顧，是難登大雅之堂的。為了改變自己的地位，呂不韋決定棄商從政，以達到成為貴族的目的。在當時的環(huán)境下，作為一個商人，想達到這一步是很難的，但對于呂不韋來說，卻很容易取得了成功，開創(chuàng)了商人從政的先河。
作為一個商人的呂不韋，如果想在從政上取得成功，單純靠拉關系，賄賂官員是很難取得重大成功的。因此，他決定把奇貨可居的經商理論應用與政治權謀，直接從高層入手，孤注一擲，把秦國的質子異人作為自己進入上層的階梯。在花費巨資包裝質子的同時，還大演美人計，把自己心愛的囡人送質子異人為妻，以博得質子異人的歡心。這種直接走上層路線，大搞金錢美囡攻勢的攻關手段，至今仍然被眾人效仿。
把秦國質子異人拉入懷抱后，呂不韋憑借其巨大的財力，來到秦國都城咸陽，四處結交上層關系，大力宣傳炒作質子異人的能力；而且深知枕頭風的重要性，大筆的金銀財寶賄賂秦王寵愛的華陽夫人，成功的使質子異人登上了秦王的寶座，當年幼的秦始皇登位后，呂不韋也達到了混入上層社會的目的，成為了權傾朝野的宰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作為一個商人，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當代那些在商業(yè)上成功人士，都有從政的嗜好，也不能否定呂不韋對他們的影響。
最成功的文化傳播經紀人 做了宰相的呂不韋，要權有權，要金銀有金銀，但他仍然不滿足，因為自己的學問太淺，雖然身為宰相，仍然怕被以后的文人學者瞧不起，毀掉自己的一世英名，這可是他最不愿看到的事。對于墨水不深的呂不韋，想靠自己著書立說成為文化人很不容易，但這難不到呂不韋。為了進入文化圈，成為文人學士，呂不韋高薪聘請了上千個滿腹經綸的文人學者，成立了呂氏文學院，專門撰寫以自己的姓氏命名的《呂氏春秋》，這本以后流芳百世、千金難改一字的經典之作，也使呂不韋的事業(yè)達到了頂峰。
廣告業(yè)的老祖宗 商人出身的呂不韋，不但明白宣傳作用的重要性，而且深知炒作造勢的巨大作用，就是當代的廣告大師，也一定會佩服呂不韋在廣告業(yè)上的超前意識。且不說他如何包裝質子異人，使窩窩囊囊的質子異人成為了一國之主，單是他在《呂氏春秋》成書后的炒作宣傳，真讓后人自慚不如。
呂不韋千金懸賞改動《呂氏春秋》一字的舉動，幾千年來一直被人誤解，以為他是為了表明此書的精湛，其實這種看法是大錯而特錯。從現代人的眼光看，呂不韋此舉的目的，完全是為了《呂氏春秋》這本書的炒作宣傳行為。幾千年前的呂不韋就有如此的超前意識，被尊為廣告業(yè)的老祖宗名副其實。
總之，作為一個生活在幾千年前的人，縱觀呂不韋的一生，他的很多觀點，做事的方法，就是到了現代，仍然是比較超前的，甚至當代一些所謂成功人士，他們成功的路子上，仍然留有呂不韋的影子。從此我們也可以看出，呂不韋的確是一千古奇人。但成功一世的呂不韋，由于利欲心太重，沒有像范蠡那樣，事業(yè)達到頂峰后激流勇退，最后落了個自殺身亡的悲慘結局，這也是呂不韋給我們那些成功人士留下的最大教訓，也最值得那些成功人士三思。
小商在于民
中商在于政
大商在于國
三、沈萬三：豪爽與逞強的個性 商人有豪俠個性，其生意必然興隆。江南巨商沈萬三，他身居江南小鎮(zhèn)，做盡天下生意。他敢于和蘇北的義士走私鹽，敢于和海上的俠客大做海上貿易，后又在義士占領的蘇州成了一城之巨。然而豪俠難免會逞強，沈萬三未能免為其俗，終因財大氣粗，要犒養(yǎng)朱元璋的八百萬大軍，無端引火燒身。朱元璋站起來對沈萬三說“好，我有福，你有財!”
定居周莊 元代末年，吳興（今浙江湖州）南潯鎮(zhèn)沈家漾，有一戶姓沈的殷實人家，誰知突然遭水災，妻子染瘟疫而死。沈祐用一條漁船載起四個兒子，連液逃到距南潯百里外的周莊鎮(zhèn)。老大老二不幸夭折，只留下沈富和沈貴。有一次，老三沈富竟不辭而別，幾天毫無音訊。當大家找不到他，他卻興沖沖回來了。說是到蘇州城里去玩了，閶門那里做生意的人既能賺錢，又能到處玩，太有意思了。
躬耕起家 起初沈家在周莊耕種的是一片低洼地，只出產蘆葦和茅草。但他們勤于耕作，使之成了產量頗高的熟地。
周莊土地肥沃、氣候溫和、灌溉方便，歷來是種植糧食和油菜，種桑養(yǎng)蠶的好地方。沈萬三隨父親來到這里，主要也是依靠發(fā)展農業(yè)生產，“躬耕起家”，隨即“好廣辟田宅，富累金玉”，以致“資巨萬萬，田產遍于天下”。周莊八景之一“東莊積雪”，描繪的正是沈氏莊園當年的景色。東莊有著許多巨大的糧倉，每年都儲藏著無以計數的糧食。
陸氏贈財 元代蘇州富室陸德源富甲江左，很欣賞沈萬三的聰明才智和經商信用，覺得自己已經老了，也看破了紅塵。手里的巨額財產假如不傳給別人，一旦時局動蕩，反而會釀成禍害。于是全部贈送給沈萬三，自己去澄湖邊的開云館當了道士，直到壽終。
沈萬三得到了陸德源的這筆巨資，如虎添翼。
出海通番 沈萬三一方面繼續(xù)開辟田宅，另一方面把“東走滬瀆，南通浙境”，水路交通發(fā)達的周莊，作為商品貿易和流通的基地，把內陸的絲綢、瓷器、糧食和手工藝品等運往海外，又將海外的珠寶、象牙、犀角、香料和藥材運到中國，開始了“競以求富為務”的對外貿易活動，很快使自己成為江南第一豪富，創(chuàng)造了令世人難以想象的奇跡。
神盆聚寶 民間傳說，沈萬三有一只聚寶盆，放進一支金釵，能取出一大把金釵；放進一只銀元寶，就能取出一盆銀元寶，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所以才能富甲天下。在南京，他為朱元璋修筑城墻以及有關設施，還修筑了廊廡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樓四座，所耗費的錢財不計其數。今天南京的玄武湖公園，便是他當年的后花園舊址。奢侈的宴飲和富麗的服飾，更是超出了人們的想象。他的一把瑪瑙酒壺質地通明，類似水晶。中間有葡萄一株如墨點，稱為月下葡萄，據說可以換取“嘉興一郡鹽鈔”。
囡樂宴飲 沈萬三發(fā)跡后，也很懂得風雅。他常常在自己豪華的家里宴請達官貴人，除了山珍海味和醇酒美人外，還擁有三班囡樂。杯觥交錯之余，囡樂們盡情表演音樂歌舞以歡娛嘉賓。她們既是歌妓，也是樂師，演奏的大都是沈萬三與他的朋友們最愛聽的昆曲音樂。觀看的人們濟濟一堂。僅為華屋擔任守衛(wèi)、打更巡邏的更夫等，就多達六十幾人，每晚還供應點心酒肴，一個晚上要吃掉十甕酒和三十盤紅燒蹄膀。
設館尊師 沈萬三專門延請王行為塾師，來到周莊，設館于銀子浜。王行教書教得好，文章也寫得好，沈萬三給他的報酬是黃金一鎰（在當時為二十兩或二十四兩），這樣的酬勞很可觀。沈萬三十分懂得知識的作用，更希望子囡們肚子里都有很高的學問，能夠與外國商人周旋，以繼承自己開拓的家業(yè)，使沈家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觀前修街 沈萬三在海外賺夠了錢，一度居住在蘇州，發(fā)覺城中心的玄妙觀四周，每天香客和游客絡繹不絕，雜耍藝伶和小攤小販四處云集，但由于道路狹窄，行人車馬經常阻塞。他想，如果在觀前營建街市，將道路拓寬，一定是一件好事，既能方便行人車馬，又能把建成的店鋪租賃給客商，招徠交易。廟宇旁的樂坊，還可以供四面八方的客人前來娛樂。于是他采用了茅山石鋪平觀前街，與古城小橋流水的風貌十分吻合，相得益彰。建成后，深得百姓們的贊譽。
南京筑城 朱元璋準備在南京建都，并決定擴建應天城，把它建得非常有氣派。但由于戰(zhàn)事頻繁，開支浩大，根本沒錢修城墻。豪富沈萬三答應負責修筑聚寶門至水西門一段，還有廓房、街道、橋梁、水關和署邸等相關工程。他不僅延請一流的營造匠師，還整天在工地上督促進度，檢查質量。盡管一些“檢?！背Ｈスさ刂圃焓露?，撈取油水，沈萬三卻依然比皇家修筑的城墻提前三天完成?？蛇@樣做，恰恰大駁了皇帝的面子。
隨之，他竟又向朱元璋提出，打算以自己的百萬兩黃金，代替皇帝犒賞三軍。這終于讓明太祖龍顏大怒。于是他被籍沒家產，發(fā)配充軍云南邊陲。
云南充軍 當年沈萬三被充軍時，身邊帶著金、銀、銅、鐵、錫五個兒子。人們遠遠看去，總覺得一路上他們的身邊金光閃閃。于是有人奏報皇帝，說沈萬三去云南時，把江南的財氣也帶走了?；实圻B忙下了一道圣旨，不準他們繼續(xù)前行，要將沈萬三的五個兒子就地賜死。小兒子阿錫正好在個舊那兒，接到圣旨后在高山上跳崖自殺，很快化成錫礦。其他四個兄弟的鮮血流進云南的土地，都化為銅礦。
舍生告狀 沈萬三充軍后，朱元璋不放過周莊的百姓，要把全鎮(zhèn)人都殺掉。有一個名叫徐民望的讀書人挺身而出，勇敢地來到南京告御狀，要求皇帝赦免百姓?？吹叫烀裢嵘?，敢于直言，朱元璋再也不說殺他，御書了“爾是好百姓”五個大字，客客氣氣將他送回周莊。
得到赦免的老百姓們敲鑼打鼓，歡天喜地，把徐民望高高地抬起來在街上游行。
茶馬古道 沈萬三遭受不測以后，不少朋友紛紛從江浙一帶到云南大理來看望他。他們發(fā)現走茶馬古道將江浙的絲綢、陶瓷和手工業(yè)品運往滇西北，乃至進藏，不失為一條求富的新路。雖然那兒天氣高寒，路途坎坷，充滿艱難困苦，卻很有開發(fā)的余地。具有豐富經驗的沈萬三，發(fā)揮自己的特長，利用茶馬古道，將江南一帶的絲綢等特產運到云南，甚至進入西藏和緬甸、印度……
在茶馬古道重操舊業(yè)，繼續(xù)經商，是沈萬三無可選擇的選擇。誰也沒有想到，這使他重又獲得生機。
歸葬故里 沈萬三在云南邊陲度過了一生中最后的歲月，終老異鄉(xiāng)。身邊的親人將他的遺骨運回發(fā)跡地古鎮(zhèn)周莊，葬于銀子浜下。民間傳說，銀子浜的盡頭有水一泓，下通泉源，旱歲不枯。水下有一個古墓，非常堅固，里面埋葬著沈萬三的靈柩。它使今天的人們引發(fā)很多思索和啟迪。沈萬三出生前父輩已經擁有千畝良田，并經營有米店，酒莊等作坊，在當時當地也算得上是一個大富人家。沈萬三出生后取名號為沈仲榮，小名（乳名）沈富，在為其擺滿月酒時，其父命人取來文房四寶和金銀珠寶讓其抓取，沈萬三抓起一把翡翠雕刻的小算盤。沈氏的管家即斷定此子將來經濟成就遠遠超出父輩。但沈父并不高興，沈父作為外鄉(xiāng)人在與人交往中的人情際遇使其更希望其子將來勤讀詩書，求取功名以光宗耀祖。
沈萬三在學堂調皮搗蛋無心向學，先生也常常被其作弄，小萬三特別親近其乳娘和管家。管家特別喜歡逗他玩，也在玩的時候教他算術知識，管家并從酒莊取來一空酒壇（陶瓷質），讓小萬三將零錢放入其中，并建立賬本凡存取均需記賬，此事小萬三做的特別認真，沈萬三的理財意識由此形成。管家笑將酒壇取名為聚寶盆，此后沈家人都叫它為聚寶盆。誰也想不到“聚寶盆”這三個字竟影響了沈萬三的一生。無論日后沈萬三發(fā)跡遷居蘇州城還是應朱元璋詔令搬遷南京城，此聚寶盆都一直跟隨沈萬三，雖不像民間傳說那樣神奇，但據傳沈萬三對著聚寶盆就有用不完的生意點子，或叫靈感。后來朱元璋要征用聚寶盆來建南京城，沈萬三只好以需要擇吉日并齋戒七七四十九天后呈獻皇上此盆才靈為由，暗里召集能工巧匠用黃金鉆石打造一個聚寶盆，上面采用各種吉祥的圖案，總算過了這一關。事后沈萬三感言，世間原本就沒有聚寶盆，真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啊！
財神沈萬三尸骨埋在廣東省德慶縣永豐鎮(zhèn)古蓬村委會境內的百冊山頂上。埋葬沈萬三之前，風水大師賴布衣將該寶地命名為“七星伴月”。埋葬沈萬三后，風水大師曾福揚命名該寶地為“百足護珠”。山腳下的村民流傳叫“百足含珠”。沈萬三的后人稱先人墳山為“百足吐珠”。沈萬三后人居住德慶縣武壟鎮(zhèn)，因避朱洪武追殺而大部分改姓為潘，改其他姓的則不詳。注：（百足即蜈蚣之蟲）
四、胡雪巖：精細與陰柔的個性 胡雪巖一生中體味到了正二品“紅頂商人”與家財億貫的極盛極榮。他憑借精細與陰柔個性在生逢亂世中借助權貴、政要之勢，營造了萬貫家財。借助于職銜、封典來抬高自己的身價，增強自己在商業(yè)中的競爭能力，是他運作商場的典型一招。就這樣一個錢莊的小伙計終于暴發(fā)成為富甲天下、顯赫一時的“紅頂商人”。
幼時家境貧寒。為了養(yǎng)家糊口，作為長子的他經親戚推薦，進錢莊學徒，從掃地、倒尿壺等雜役干起，三年師滿后，就因勤勞、踏實成了錢莊正式的伙計。正是在這一時期，胡雪巖靠患難知交王有齡的幫助，一躍而成為杭州一富。
王有齡，宇雪軒，福建侯宮人。在道光年間，王有齡就己捐了浙江鹽運使，但無錢進京。后胡雪巖慧眼識珠，認定其前途不凡，便資助了王五百兩銀子，叫王有齡速速進京混個官職。后王有齡在天津遇到故交侍郎何桂清，經其推薦到浙江巡撫門下，當了糧臺總辦。王有齡發(fā)跡后并未忘記當年胡雪巖知遇之恩，于是資助胡雪巖自開錢莊，號為"阜康"。之后，隨著王有齡的不斷高升，胡雪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除錢莊外，還開起了許多的店鋪。
庚申之變成為胡雪巖大發(fā)展的起點。在庚申之變中，胡雪巖處變不驚，暗中與軍界搭上了釣，大量的募兵經費存于胡的錢莊中，后又被王有齡委以"辦糧械"、"綜理槽運"等重任，幾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戰(zhàn)時財經，為今后的發(fā)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胡雪巖之所以可以迅速崛起，除了得益于王有齡之外，另一個人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個人就是左宗棠。
1862年，王有齡因喪失城池而自縊身亡。經曾國藩保薦，左宗棠繼任浙江巡撫一職。左宗棠所部在安徽時 "晌項已欠近五個月，餓死及戰(zhàn)死者眾多。此番進兵浙江，糧餉短缺等問題依然困擾著左宗棠，令他苦惱無比。急于尋找到新靠山的胡雪巖又緊緊地抓住了這次機會:他雪中送炭，在戰(zhàn)爭環(huán)境下，出色地完成了在三天之內籌齊十萬石糧食的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左宗棠面前一展自己的才能，得到了左的賞識并被委以重任。在深得左宗棠信任后，胡雪巖常以亦官亦商的身份往來于寧波、上海等洋人聚集的通商口岸間。他在經辦糧臺轉運、接濟軍需物資之余，還緊緊抓住與外國人交往的機會，勾結外國軍官，為左宗棠訓練了約千余人、全部用洋熗洋炮裝備的"常捷軍"。這支軍隊曾經與清軍聯合進攻過寧波、奉代、紹興等地。
胡雪巖是一位商人，商人自然把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左宗棠任職期間，胡雪巖管理賑撫局事務。他設立粥廠、善堂、義墊，修復名寺古剎，收鹼了數十萬具暴骸;恢復了因戰(zhàn)亂而一度終止的牛車，方便了百姓;向官紳大戶"勸捐"，以解決戰(zhàn)后財政危機等事務。胡雪巖因此名聲大振，信譽度也大大提高。這樣，財源滾滾來也就不在話下了。自清軍攻取浙江后，大小將官將所掠之物不論大小，全數存在胡雪巖的錢莊中。胡以此為資本，從事貿易活動，在各市鎮(zhèn)設立商號，利潤頗豐，短短幾年，家產己超過千萬。
晚清時期著名的洋務運動由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三人發(fā)起。此三人在同太平天國戰(zhàn)爭中，認識到了西方先進軍事技術的重要性，迫切地要求向西方學習、自強御侮，但由于他們的特殊身份，不便與外國人打交道。這樣，與左宗棠聯系極為密切，諸通華洋事務的胡雪巖在洋務運動中又找到了用武之地。他協助左宗棠創(chuàng)辦了福州船政局、甘肅織呢總局;幫助左宗棠引進機器，用西洋新機器開鑿徑河。毫不夸張地說，左宗棠晚年的成功中有著胡雪巖極大的功勞。
胡慶馀堂在1880年時，資本發(fā)展到二百八十萬兩銀子，與北京的百年老字號同仁堂南北相輝映，有 "北有同仁堂，南有慶馀堂"之稱。而胡雪巖，胡慶馀堂的創(chuàng)辦者，也因其不恥下問、勇于探索，以一個錢莊出身、不熟悉藥業(yè)的人在中國藥業(yè)史上寫下了光彩奪目的一筆，使胡雪巖的聲名不至被時間所沖淡。這也算是善有善報吧!
除了創(chuàng)辦胡慶馀堂以懸壺濟世的義舉之外，胡雪巖還為左宗棠的西征舉借洋款，為左宗棠成功收復新疆，結束阿古柏在新疆十多年的野蠻統治立下了汗馬功勞，又書寫了他人生中精彩的一筆。
1866年，左宗棠由閩浙總督調任陜甘總督，奉命出關西征。正所謂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西征軍經費雖然由各省共同籌集，但為數不多，且經常拖欠。為解決經費問題，左宗棠只好奏請惜洋款救急。
自然，具體經辦借洋款事務這一重任落在了胡雪巖肩上。胡雪巖通過在上海匯豐銀行的任幫辦一職的朋友古應春的安排，打算向英國渣打銀行借款。胡與該銀行經理首次面談便因在利息、借款期限等問題上無法達成一致，不歡而散。后在胡雪巖的精心策劃下，自稱中國通的渣打銀行駐中國地區(qū)總經理被收拾得服服貼貼，雙方很快就利息、期限、償還方式等細節(jié)達成一致。胡雪巖為西征籌得第一筆借款。
此后，為助左宗棠西征，胡雪巖先后六次向洋人借款，累汁金額為一千八百七十萬兩白銀，而利息至少占總數的一半，可以說是非常驚人的高利貸。但從當時的情況來看，這一借款舉動是值得的。
當然，圖利是商人的本性，胡雪巖也無法脫俗，他利用借貸款實付利息與應艾利息之間的差額，吃了“回扣”。但總的來說，在當時西征大軍欠缺糧晌，各方相互推委的艱難時刻，胡雪巖能夠挺身而出，不辭勞苦擔負起籌借洋款的重任，協助左宗裳西征保住新疆，還是表現了他的愛國之情。雖然，我們常常把 "奸"字與 "商"宇連在一起，甚至更有"無奸不商"一說，但就事實而論，生意場中也有性情中人，胡雪巖算得上其中之一。在功成名就之后，他并未忘記他的發(fā)跡之地——杭 州，為杭州百姓做了許多義舉。他開設錢塘江義渡。方便了"上八府"與 "下三府"的聯系，并設船，為候渡乘客提供方便，并因此博得了“胡大善人的美名”。他還極其熱心于慈善事業(yè)，樂善好施，多次向直隸、陜西、河南、山西等澇旱地區(qū)捐款賑災。到1878年，除了胡雪巖捐運給西征軍的藥材外，他向各地捐贈的賑災款估計己達二十萬兩白銀。更鮮為人知的是，在轟動朝野的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中，他利用自己的聲譽活動京官，贊助錢財，為此案最終昭雪立下了汗馬功勞，并借此案使他的義聲善名更加深入人心。此外，他還兩度赴日本，高價購回流失在日本的中國文物。從這一切舉動中可見他行俠仗義的仁厚之心和一顆拳拳愛國之心。
古語有云:"福兮，禍所伏也。"胡雪巖在商場馳騁多年，靠官府后臺，一步步走向事業(yè)的頂峰，風光無限，但其最終的失敗，卻也是由官場后臺的坍倒和官場的傾軋所致。胡雪巖雖為商人，但他的發(fā)跡以及鼎盛與政界要人的庇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胡雪巖緊緊把握住了"大樹底下好乘涼"的精髓，他先借助王有齡開錢莊，又以左宗棠為靠山創(chuàng)辦胡慶馀堂，為西征籌借洋款，恢復因戰(zhàn)事而終止的牛車，為百姓、為國家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從而一步步走向事業(yè)的巔峰。作為一名商人，他被御賜一品頂戴，被賞黃馬褂，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罕見的。但就是這樣一位己名利雙收、事業(yè)有成的人，卻在幾天之內垮掉了，他的事業(yè)也隨之走到了盡頭。表面上胡雪巖生意的失敗是由于他野心過大，急于擴充，出現決策性失誤，使錢莊因缺乏流動資金而被擠兌，致使其經營的生絲鋪、公濟典當、胡慶馀堂等紛紛關閉。但導致胡生意失敗的為深入的原因是政治敵人的打擊。胡雪巖雖聰明一世，與官場人物交往甚密，但最卻因為不諳官理、剛愎自用、不懂變通而成為左宗棠與李鴻章政治斗爭的 "犧牲品"，成為李鴻章 "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策略的犧牲者，實在令人為之扼腕嘆惜。胡雪巖破產后，先前那些為其錢財嫁人胡家的美妾們，一改往日爭先恐后巴結胡氏的嘴臉，溫情頓失，紛紛要求攜帶自己的私房錢離開;留在胡氏身邊的，只有羅四太太。在羅四太太的陪伴下，靠著胡慶馀堂的微薄收入，胡雪巖凄涼地度過了他的晚年，于光緒十一年 (公元1885年)，黯然離世。
胡雪巖的一生，極具戲劇性。在短短的幾十年里，他由一個錢莊的伙計搖身一變，成為聞名于清朝朝野的紅頂商人。他以"仁"、"義"二宇作為經商的核心，善于隨機應變，而決不投機取巧，使其生意蒸蒸日上;他富而不忘本，深諳錢財的真正價值，大行義舉，在贏得美名的同時，也得到了心靈的滿足;他經商不忘憂國，協助左宗棠西征，維護了祖國領土的完整;在救亡圖強的洋務運動中，他也貢獻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建立了卓越的功勛。當然，他也未能擺脫商人以利益為第一位的俗套，且在生活方面極盡奢靡，但畢竟人無完人、瑕不掩瑜，胡雪巖這位了不起的商人身上有許多值得今人學習的東西。
為官須看《曾國藩》，為商必讀《胡雪巖》。
胡雪巖商訓 是“天”、“地”、“人”，內容即為：天為先天之智，經商之本；地為后天修為，靠誠信立身；人為仁義，懂取舍，講究“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五、李鴻章：大度與謹慎的個性 洋務官商李鴻章的大度與謹慎個性，使他能在晚清時代，處數千年未有之奇局，建數千年未有之奇業(yè)。當他苦心經營建立起來的“天下第一艦隊”，在中日甲午海戰(zhàn)中一敗涂地時，他一生的勛業(yè)也就宣告結束了。但做為當時最大的官商，他的大度與謹慎性格，使他闖過一個又一個難關。
鴉片戰(zhàn)爭用暴力打開了中國緊閉的大門，中國被動地進入“近代”。林則徐、魏源等開始意識到西方的“船堅炮利”為中國所不及，因此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這一當時震世駭俗的主張。二十余年后，在鎮(zhèn)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為代表的統治階級中的“經世派”認識到“洋熗洋炮”的厲害，于是從19世紀60年代起開始了引進近代大機器生產、仿造洋熗洋炮的“洋務運動”。由于當時朝野封建頑固勢力十分強大，外國的大機器生產被視為有害人心的“奇技淫巧”，洋務派被攻擊為“以夷變夏”、“喪心病狂”的“寡廉鮮恥”之輩。以“求強”為目的的洋務運動，在巨大的阻力中緩慢發(fā)展。
隨著近代軍工企業(yè)數量越來越多，洋務派面臨的財政困難越來越嚴重，財政問題亟待解決；同時洋務派認識到西方國家的“船堅炮利”背后是以雄厚的“財富”為基礎的。于是從19世紀70年代起，洋務派開始創(chuàng)辦近代民用企業(yè)，洋務運動從“求強”階段進展到“求富”階段?！拜喆猩叹帧北闶茄髣张蓜?chuàng)辦的第一個民用企業(yè)，是洋務運動從“求強”轉為“求富”的主要標志。
回應頑固派挑戰(zhàn) 創(chuàng)辦輪船招商局最直接的原因是回應頑固派的挑戰(zhàn)。
“船堅炮利”是近代中國人對西方文明最早也最為直觀的認識，所以中國“向西方學習”也是從仿造輪船熗炮開始的。中國近代正式有造船工業(yè)，是從李鴻章1865年創(chuàng)辦江南制造總局開始的。緊接李鴻章之后，洋務派的另一重臣左宗棠于1866年底創(chuàng)辦了近代中國最早、規(guī)模最大的專業(yè)造船企業(yè)“福州船政局”。
正當造船事業(yè)順利發(fā)展的時候，頑固派官僚、內閣學士宋晉于1872年1月23日上奏，要求停止造船。他的理由是現在國家財政困難，而僅福州船政局由于連年造船，聽說經費已撥用致四五百萬兩，“糜費太重”。因此不必在傳統水師木船外再造輪船，增加巨額費用?？傊谪斦绱司o張之時還“殫竭脂膏以爭此未必果勝之事，殊為無益”。他同時提出江南制造總局的情況與福州船政局相同，所以請旨敕令閩浙、兩江總督停止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總局兩處繼續(xù)造船。
對宋晉的建議，朝廷認為不無道理，但此事畢竟事關重大，且與位高權重的曾、左、李都有關系，因此將他的奏折交兩江、閩浙等省督撫閱看，酌情議奏。對宋晉的意見，曾國藩表示堅決反對，但福州將軍兼署閩浙總督的文煜則表示支持。這使清廷依然舉棋不定，便于1872年4月初再發(fā)上諭，要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三人通盤籌劃，悉心籌議。
左宗棠、沈葆楨于5月初先后復奏，堅決反對停止造船，而李鴻章則遲至6月下旬才復奏，上《籌議制造輪船未可裁撤折》。在此折中，他首先指出中國面臨的形勢是“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于中國，此三千余年一大變局也！”西方列強之所以能橫行中土、中國之所以受制于西方各國，就在于中國傳統的弓矛、小熗、土炮不敵彼之后膛熗炮；中國傳統的舟楫、艇船、炮劃不敵彼輪機兵船。在這種情況下，不要說“攘夷”，就是維持現在的局面也要學習、制造西方的船炮。謀求自強之道在于“師其所能，奪其所恃”，“若我果深通其法，愈學愈精，愈推愈廣，安見百數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耶？”。日本是一小國，為自保而學習西方，結果近年來反而“逼視我中國”，“中國可不自為計乎？”他進而指出：“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學而昧于數千年來一大變局，狃于目前茍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創(chuàng)鉅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內而制外？”這正是要求停止造船論的由來。因此“國家諸費皆可省，惟養(yǎng)兵設防，練習熗炮、制造兵輪之費尤不可省。求省費則必摒除一切，國無與立，終不得強矣?！?
由于反對造船者以財政、經費緊張為理由，因此李鴻章在陳述了中國面臨的不得不造輪船的歷史環(huán)境后便具體分析財政問題。他指出，辦廠造船是“為國家籌久遠之計，豈不知費鉅而效遲哉”，但仍應堅持下去，否則前功盡棄，“不獨貽笑外人，亦且浸長寇志。由是言之，其不應裁撤也明矣”。接著他提出了解決經費問題的具體建議，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由財政緊張順理成章地提出解決財政問題的根本是要“求富”，提出不僅要建造兵船，更應建造商船，設立經營民用商業(yè)運輸企業(yè)，要建立用大機器生產的煤礦、鋼鐵企業(yè)，創(chuàng)辦民用企業(yè)營利賺錢。
清廷將左、沈、李等三人奏折又交總理衙門議奏，總理衙門上折完全支持他們的意見，這場洋務派與頑固派對是否要學習、引進西方科學技術進行的又一場重要爭論才告結束。李鴻章此折借頑固派提出的“財政緊張”，反而提出更為頑固派反對的“求富”主張，使洋務運動從“求強”階段深化為“求富”階段，其重要意義自不待言，而李鴻章“借力打力”的技巧端的是老謀深算。
官督商辦 在《籌議制造輪船未可裁撤折》中，李鴻章即指出創(chuàng)辦民用輪船公司是“求富”的重要方法，但他承認現在的情況是“各口岸輪船生意已被洋商占盡，華商領官船另樹一幟，洋人勢必挾重資以傾奪”，所以“須華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棧，自籌保險”，要由“熟悉商情、公廉明干、為眾商所深信”的人出面主持。當奏折被批準后，他就開始了創(chuàng)辦輪船招商局的準備，于1872年底向朝廷呈上《試辦輪船招商局折》，同日致函總理衙門，將此事正式提上議事日程。
創(chuàng)辦輪船招商局，首先要打破外國輪船公司壟斷中國沿海和長江的航運。由于利益巨大，所以許多洋行經營航運業(yè)務，但最主要的是美商旗昌、英商太古和怡和這三家輪船公司，它們資金雄厚，中國的航運業(yè)務事實上被它們壟斷。在它們的擴張下，中國舊式船運業(yè)遭到了致命打擊，以前曾經盛極一時的沙船業(yè)瀕臨破產。在這種情況下，創(chuàng)辦輪船招商局可說是符合中國航運和民族經濟發(fā)展趨勢的明智之舉。李鴻章在給同僚的信中寫道：“我既不能禁華商之勿搭洋船，又何必禁華商之自購輪船？”“以中國內洋任人橫行，獨不令華商展足耶？”不過，由于中國素有的“抑商”傳統，再加上朝野反對新式機器生產的保守力量十分強大，所以中國商人還根本不可能辦新式工商企業(yè)。一些商人為了賺錢，只能依附在洋商名下，有些還在洋行中投入巨額資金。這樣的后果是政(蟹)府稅收減少，而且華商依附在洋商名下還容易受到洋商的盤剝。因此，李鴻章提出了由官方出面創(chuàng)立輪船招商局的主張。
他在給總理衙門的信中指明當前的形勢是：“中國長江外海生意，全被洋人輪船夾板占盡。近年華商殷實狡黠者多附洋商名下，如旗昌、金利源等行，華人股分居其大半。聞本利不肯結算，暗受洋人盤折之虧，官司不能過問?！比绻O立輪船招商局，則華商可以名正言順入股，“使華商不至皆變?yōu)檠笊蹋瑢嵶阕饑w而弭隱患，尤為計之得者”。創(chuàng)辦近代民用企業(yè)，需要大量資金和懂得新式經營的人才。當時清政(蟹)府國庫空虛，財政幾近干涸，不可能拿出大量資金籌建企業(yè)，更無人才。在這種情況下，李鴻章瞄準了買辦階層。在為外商服務的過程中，一些買辦積累了一定的近代工商經營管理的實際經驗和能力，同時也積累了大量財富。把他們連人帶資本從洋商中“挖過來”，確是解決問題的可行方法。
考慮到當時的情形，他提出招商局應采取“官督商辦”的形式，即“由官總其大綱，查其利病，而聽該商董等自立條議，悅服眾商。冀為中土開此風氣，漸收利權?！薄皩砣粲醒笕思导?，設法出頭阻撓”，官方可出面交涉，“以為華商保護”。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官督商辦”成為中國近代化經濟發(fā)展的重要模式。在給同僚的信中他寫道：“倡辦華商輪船，為目前海運尚小，為中國數千百年國體、商情、財源、兵勢開拓地步。我輩若不破群議而為之，并世而生，后我而起者豈復有此識力？”
回收利權 當時長江的航運業(yè)為外國公司壟斷，但這些公司卻有很大比重的華人資本。有關資料表明，當時上海輪船業(yè)實際是“華洋合資，華資為主，洋商主持”，不少洋行的許多輪船實際為華商所有。之所以如此，一是因為洋商將相當一部分賺取的利潤運回本國，無意在中國境內迅速擴大規(guī)模；二是因為在洋行工作的華人，俗稱買辦，積攢了大量財富，想投資新式企業(yè)而得不到清政(蟹)府的許可。而且，中國官員對“商”一直采取壓抑政策，任意勒索刁難，一位中國商人寫道：“夫商之不愿者，畏官之威，與畏官之無信而已”，只有依附洋商、掛外國旗，才能避免官員的敲榨。不過，洋商庇護是以喪失許多利潤為代價的，所以不少買辦希望能獨立出來成為真正的“華商”。李鴻章的“官督商辦”設想，客觀上適應了華商的需要。
一開始，李鴻章仍習慣地任命官員經辦此事，飭令浙江海運委員、候補知府朱其昂籌辦輪船招商局。但朱是官員，根本不善于經營新式航運業(yè)，并且官僚習氣濃重，商人避之唯恐不急，根本招募不到商股。不得已，李鴻章于1873年3月撤掉朱其昂，任命原怡和洋行買辦唐廷樞為輪船招商局總辦，重訂局規(guī)和章程。同時，原寶順洋行買辦徐潤被任命為會辦。買辦出身的唐、徐二人有長期經營近代航運業(yè)的經驗，在他們的領導下，輪船招商局開始迅速發(fā)展。
唐、徐二位商人主事后，上海商人信心大增，招募商股進展順利。他們按照商業(yè)模式、規(guī)則辦事，規(guī)定每百股舉一商董，由諸商董中推舉一商總，總局和各分局分別由商總和商董主持，使投資人對局務有一定發(fā)言權，大股東享有經營管理權。
創(chuàng)辦之初，招商局一方面面臨洋商的競爭，另一方面面臨國內守舊勢力要將其改歸官辦的壓力，形勢不容樂觀。但李鴻章仍堅持“商為承辦，官為維持”的原則，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提供大力支援。當時沿海和長江航運已為外商壟斷，新成立的招商局簡直沒有“立足”之地，于是李鴻章為招商局奏準了運送漕糧和一些官府物資的專權。此舉是輪船招商局可以建立、維持的關鍵。在與洋商的激烈競爭中，中外雙方大打“價格戰(zhàn)”，因此招商局資金一直緊張，李鴻章多次指示撥借官款，有時還規(guī)定可以緩息。這些措施使招商局擺脫了困境，不到10年時間，貨輪即由初期的4艘發(fā)展到30余艘，總裝載量近24000噸。經過激烈競爭，輪船招商局在1877年收購了美商旗昌公司的全部產業(yè)，包括16艘輪船和長江各埠及上海、天津、寧波各處的碼頭、棧房，從而超過英商怡和、太古兩家輪船公司。以后它的業(yè)務不斷發(fā)展，先后在煙臺、漢口、天津、汕頭、福州、廣州、香港及日本、新加坡等國的重港口增設了分局。
有關數據表明，輪船招商局的建立確實達到了“分洋商利權”的目的。僅1873年到1876年間，外國航運公司收入總共損失4923000兩白銀，這其間中國商人少付給外國商人的費用當在136000兩白銀以上。因此，李鴻章后來在給朝廷的奏折中曾得意地說道：“創(chuàng)設招商局十余年來，中國商民得減價之益，而水腳少入洋商之手者，奚止數千成，此收回利權之大端?！?
慘淡結局 在1885年以前，輪船招商局發(fā)展迅速，但以后就陷入停滯狀態(tài)，直到李鴻章去世都沒有大的發(fā)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則是“官”的色彩越來越濃。
1883年迫在眉睫的中法戰(zhàn)爭，在上海引發(fā)一場巨大的金融危機，許多企業(yè)陷入困境，招商局也不例外。要求將其收歸官辦的呼聲一直存在，這時陡然強烈起來。在經濟和政治雙重壓力下，李鴻章不得不于1885年重組招商局，札委官員盛宣懷為督辦。盛是官員出身，在任督辦期間一直保有官職，因此在他主事期間“官督”大為加強，“商辦”大為削弱。在挑選高層管理人員時，盛宣懷按“官場”規(guī)則，挑選自己的親信擔任各種職務，而不是以“商場”規(guī)則以股份多少或才能高低任用人員。這樣，大多數高層管理人員都有深深的官方背景，但卻缺乏經營近代企業(yè)的經驗。這種狀況使商人望而卻步，不愿參股。由于管理者其實是“官員”，多有“撈一把就走”的心態(tài)，所以在后二十余年中招商局的利潤很少用來進行資本積累、擴大再生產，而是想方設法“分紅”。另外，招商局開始被官方視為“搖錢樹”，戶部不斷要求“核查”（實為要錢）招商局賬目，同時明確要求招商局總辦應由高官會商遴派。從1891年后，諳熟官場規(guī)則的盛宣懷還每年向官方“報效”10萬兩。
招商局已然成為一個“衙門”，既喪失了自主經營權，又不斷被官方索財，終只能慘淡經營。在70年代末，它的船只數目和噸位遠遠超過英商怡和、太古公司，但到1894年它落到與怡和不相上下、遠遠不如太古的境地。
輪船招商局是洋務派創(chuàng)辦的第一個從“軍工”轉向“民用”、從“求強”深化為“求富”、由“官辦”轉向“官督商辦”的企業(yè)，揭開了近代中國收回利權的序幕，因此意義非同尋常，它的成敗確引人深思。
外資確實擠壓中資，但在歷史上，外資卻又是“中資”產生的溫床，華商在此進行初步的資本積累，學習到近代企業(yè)管理經驗。在新式大機器生產和民間資本面對國內的重重阻力和外面的巨大壓力的情況下，“官督商辦”模式對當時新式民用企業(yè)的建立、對民間工商資本的發(fā)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不過，隨著社會與時代的發(fā)展，這種模式的負面作用越來越明顯，其成敗的關鍵之處在于“官方色彩”是漸漸淡化還是不斷強化，“官”方對企業(yè)是支持、扶持還是將其作為一個下屬“衙門”對待。
這就是不容忽視的歷史經驗。
六、盛宣懷：圓滑與急切的個性 每一個成功者的個性都有其獨特的地方，晚清巨商盛宣懷的個性尤其顯明，他主張“辦大事，做高官?！薄胺浅Ｖ?，非常之世，必得走非常之路。”盛宣懷造就了自己圓滑與急切的個性，使他官道商道都亨通。他一生的“杰作”很多，20世紀初，他手上除控制全國的電報事業(yè)外，“且又獨攬輪船、銀行、郵政、鐵路、煤礦、紡織諸大權，所謂一手撈16顆明珠”。
盛宣懷（1844年11月4日—1916年4月27日，漢族，出生于江蘇常州府武進縣龍溪，逝世于上海），
盛宣懷字杏蓀，又字幼勖、荇生、杏生、號次沂、又號補樓、別署愚齋、晚年自號止叟，還有思惠齋，東海，孤山居士，紫杏，愚卿等號。清末政治家、企業(yè)家和福利事業(yè)家，官僚買辦。1879年，署天津河間兵備道。1884年，赴粵辦理沙面事件；同年，署天津海關道。1885年，任招商局督辦。1886年，任山東登萊青兵備道道臺兼東海關監(jiān)督。次年，在煙臺獨資經營客貨海運，航運范圍不僅擴大到山東整個沿海，而且還開辟了煙臺至旅順的航線。1891年春，在煙臺設立膠東第一廣仁堂慈善機構。次年，任直隸津海關道兼直隸津海關監(jiān)督。1896年，任鐵路公司督辦，接辦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奏設南洋公學于上海。1902年，任正二品工部左侍郎。其一生創(chuàng)造了中國的諸多第一，被后人譽為“中國商父”。他不僅是中國近代民族工業(yè)和洋務運動的開拓者與奠基人，更是中國近代工業(yè)史和洋務運動史的縮影。
十一個第一 ： 1. 1872年擬定中國第一個集商資商辦的《輪船招商章程》；
2. 1880年創(chuàng)建中國第一個電報局——天津電報局；
3. 1886年創(chuàng)辦中國第一個山東內河小火輪公司；
4. 19世紀70年代在湖北“勘礦”；
5. 1896年接辦漢陽鐵廠逐漸發(fā)展為真正稱得上鋼鐵聯合企業(yè)——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
6. 90年代后期修筑中國第一條鐵路干線盧漢鐵路；
7. 1897年建成中國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
8. 1895年創(chuàng)辦中國第一所正規(guī)大學——北洋大學堂，1897年在南洋公學首開師范班，這是中國第一所正規(guī)高等師范學堂；
9. 1902年創(chuàng)辦中國勘礦總公司；
10. 1904年在上海創(chuàng)辦紅十字會并于1907年被清政(蟹)府任命為中國紅十字會首任會長；
11. 1910年辦成私人的上海圖書館
七、張謇：反判與狂逸的個性 張謇成為曠古以來，第一位官居翰林棄官從商的知識分子，這種震動朝野的驚人之舉，對于視“工商”為“末業(yè)”的中國傳統社會來說，簡直不可思議，這無疑是對傳統禮教原有社會群體的背離。這一驚人之舉與他的反判與狂逸個性有關，就是這種個性，使他熱血沸騰成為“中國第一個實業(yè)大王”。他，養(yǎng)活了幾百萬人，造福于一方，影響于全國。毛(蟹)澤(蟹)東說，講輕工業(yè)，不能忘記張謇。
民間稱他為“四先生” 張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故海門民間稱他為“四先生”。張家世代務農，到張謇父親時，已置田二十余畝，并兼營糖坊。清咸豐六年（1856年）張謇4歲時，由父開始教識《千字文》。5歲時因背誦《千字文》無訛，父令隨伯、仲、叔三兄入鄰塾，從海門邱大璋先生讀書。12歲時，謇父自辟家塾，延請老家西亭宋效祁先生授讀其三子。14歲時，因效祁先生病故，父命謇負笈往西亭，從效祁先生的從子宋琳先生讀書，膳宿其家。15歲起，間亦從效祁子、江南鄉(xiāng)試舉人宋琛先生問業(yè)。同治七年（1868年）16歲時，由于祖上是三代沒有功名的冷籍，為了走上科舉正道，經宋琛安排，謇冒用如皋縣人張銓兒子張育才的名義報名注籍，經縣、州、院三試勝出，得隸名如皋縣學為生員。同治八年（1869年）張謇考中秀才。其后如皋張氏貪得無厭、索酬無已，后竟控訴于如皋官府，意在借官勒索，于是“冒籍案”發(fā)。自此連年纏訟，使張謇吃足了苦頭，家道也轉入困頓。幸賴孫云錦、江蘇學政彭久余憐士惜才、曲為援護，屢費周折，才得以銷如皋控案。
前往南京投奔孫云錦 同治十三年（1874），張謇前往南京投奔孫云錦。光緒二年（1876年）夏，應淮軍“慶字營”統領吳長慶邀請，前往浦口入其慶軍幕任文書，后袁世凱也投奔而來，兩人構成吳長慶的文武兩大幕僚，參與了慶軍機要、重要決策和軍事行動。光緒六年（1880）春，吳長慶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見，張謇隨同前往。同年冬，吳長慶奉命幫辦山東防務，張謇隨慶軍移駐登州黃縣。
隨慶軍從海上奔赴漢城
光緒八年（1882年），朝鮮發(fā)生“壬午兵變”，日本乘機派遣軍艦進抵仁川，吳長慶奉命督師支援朝鮮平定叛亂，以阻止日本借機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張謇隨慶軍從海上奔赴漢城，為吳長慶起草《條陳朝鮮事宜疏》，并撰寫《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論文章，主張反抗侵略，對外持強硬政策，由此受到南派“清流”首領潘祖蔭、翁同龢等的賞識。光緒十年（1884年）吳長慶奉調回國，駐防金州，袁世凱則留朝鮮接統“慶字營”。不久吳長慶病故，張謇離開慶軍回歸故里，繼續(xù)攻讀應試。
取中第二名舉人 張謇從16歲錄取生員起，中經18歲、21歲、23歲、24歲、27歲前后5次赴江寧府應江南鄉(xiāng)試（俗稱南闈）均未中試。直至光緒十一年（1885年）33歲，因孫云錦官江寧府尹，子弟依例回避，轉赴順天府鄉(xiāng)試（俗稱北闈），才取中第二名舉人，俗稱“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聲名漸著，成為“清流”著重延攬的對象，但此后張謇四次參加會試均遭失敗。
從1885年起，翁同龢、潘祖蔭等對張謇就有了提攜之意，特別是“期許甚至”、“薦而不中”，幾次誤把他人卷子認作張謇而取中會元，更說明了提攜心情之迫切，因而才有甲午恩科試時翁同龢的志在必得。（張謇34歲應禮部會試不中；37歲赴會試，試卷為無錫孫叔和所冒，孫中而張落；38歲應會試，場中誤以陶世鳳卷為張謇卷，陶中“會元”而張落第；40歲赴會試，試卷又被武進劉可毅所冒，劉中會元而張又落第。）
隨孫云錦赴開封府任 光緒十三年（1887年）張謇隨孫云錦赴開封府任，協助治河救災，并擬訂《疏塞大綱》。光緒十四年（1888年）以后，又應聘主持贛榆選青書院、崇明瀛州書院、江寧文正書院、安慶經古書院等。
光緒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壽辰設恩科會試，張謇奉父命再次進京參加禮部恩科會試。二月，禮部會試，取中第六十名貢士；三月，禮部復試時中一等第十名，“初定十一，常熟師改第十”；四月二十四日殿試時翁同龢命收卷官坐候張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評閱后，竭力加以拔擢。翁同龢不但做了其他閱卷大臣的工作，把張謇的卷子定為第一，還在光緒帝引見時，特地介紹說： “張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張謇得中一甲一名狀元，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
“翁門”弟子中的決策人物 不久，中日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民族危機促使帝后兩黨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為首的“清流”擁戴光緒帝，好發(fā)主戰(zhàn)議論，其主要抨擊目標為畏日如虎的李鴻章，實際上都是借以沖擊主和的后黨，企圖為虛有“親政”其名的皇帝爭取若干實權。名噪一時的新科狀元張謇，由于歷史淵源和政見相近，很快就成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門”弟子中的決策人物。然而正在主戰(zhàn)、主和兩派斗爭激烈之際，張謇因父喪循例回籍守制。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奏派張謇舉辦通海團練，以防御日本海軍隨時可能對長江下游的侵犯，由于清政(蟹)府在中日戰(zhàn)爭中落敗并簽訂了《馬關條約》，通海團練半途而廢。同年底，加入康有為組織的上海強學會。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初，張之洞奏派張謇、陸潤庠、丁立瀛分別在通州、蘇州、鎮(zhèn)江設立商務局，張謇與陸潤庠分別在南通和蘇州創(chuàng)辦了大生紗廠與蘇綸紗廠。
大生紗廠最初確定是商辦，張謇試圖通過官招商辦、官商合辦來集股籌款，但收效甚微，籌集資金十分有限。張謇無可奈何，只得向官府尋求援助，1896年11月，張謇通過曾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商務大臣的劉坤一，將光緒十九年（1893）張之洞搞“洋務”時用官款向美國買來辦湖北織造局擱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經銹蝕的官機40800錠，作價50萬兩入股，作為官股，恰在此時，以官督商辦及官商合辦形式壟斷洋務企業(yè)的盛宣懷也正要買機器，便把這批機器與張謇對分，各得20400錠，作價25萬兩官股，另集25萬兩商股。官股不計盈虧，只按年取官利，因而變成“紳領商辦”性質。
在唐閘創(chuàng)辦了廣生油廠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紗廠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閘陶朱壩破土動工，次年大生紗廠建成投產。經過數年的慘淡經營，大生紗廠逐漸壯大，到光緒三十年（1904年），該廠增加資本63萬兩，紗錠2萬余枚。光緒三十三年（1907）又在崇明久隆鎮(zhèn)（今屬啟東市）創(chuàng)辦大生二廠，資本100萬兩，紗錠2.6萬枚。到宣統三年（1911年）為止，大生一、二兩廠已經共獲凈利約370余萬兩。1901年起在兩江總督劉坤一的支持下，在呂泗、海門交界處圍墾沿?；臑?，建成了紗廠的原棉基地－－擁有10 多萬畝耕地的通海墾牧公司。隨著資本的不斷積累，張謇又在唐閘創(chuàng)辦了廣生油廠，復新面粉廠，資生冶廠等，逐漸形成唐閘鎮(zhèn)工業(yè)區(qū)，同時，為了便于器材，機器和貨物的運輸，在唐閘西面沿江興建了港口──天生港，以后，天生港又興建了發(fā)電廠，在城鎮(zhèn)之間，鎮(zhèn)鎮(zhèn)之間開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為當時南通的主要長江港口。19世紀末近代經紡工業(yè)的出現，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換為主轉為生產為主，南通成為我國早期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yè)基地之一。
發(fā)展民族工業(yè)需要科學技術，這又促使張謇去努力興辦學堂，并首先致力于師范教育。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張謇應兩江總督劉坤一電邀赴江寧討論興學之事，劉坤一贊成，而藩司吳、巡道徐、鹽道胡阻撓。張謇嘆息不已，乃與羅叔韞、湯壽潛等同人籌劃在通州自立師范，計以張謇從任辦通州紗廠五年以來應得未支的公費連本帶息2萬元，另加勸集資助可成。同年7月9日通州師范擇定南通城東南千佛寺為校址開工建設，翌年正式開學，這是我國第一所師范學校，它的建設標志著中國師范教育專設機關的開端。
張謇還是晚清時期立憲運動的領袖，曾主持發(fā)動了三次國會請愿運動。
在民國任工商部長時，他指出過去的措施，在“無導民興業(yè)之心”，卒之糜費而乏效果。今后部辦企業(yè)，概行停罷，悉聽民辦。
在母親故里興辦教育、實業(yè)
他生前主張“實業(yè)救國”、“教育救國”，舉辦了不少工廠企業(yè)和教育文化事業(yè)。他的“實業(yè)救國”雖不能挽救舊中國危亡，但卻有利于當時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fā)展。他的母親金氏，原籍東臺。清末明初他在母親的故里東臺也舉辦過不少企事業(yè)，對東臺的地方經濟和文化發(fā)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如于民國8年（1919年），在東臺獨資創(chuàng)辦一所師范學校，取名“母里師范”。校址在臺城東郊王家舍，建有校舍百余間。其創(chuàng)辦的東明電氣股份有限公司舊址至今保留在東臺市玉帶橋邊。
張謇除在通海、鹽阜等地區(qū)圍墾大片土地、開辦鹽墾公司外，在東臺縣境曾和他的滒滒張謇 （號退庵）共同辦過大賚（民國6年設于角斜）、大豐（民國7年設于西團）、通遂（民國8年設于沈灶）、中孚（又稱通濟，民國8年設于潘家 ）等5所公司。這些公司投資多的超過百萬元，少的數十萬元，墾地數十萬畝。
廢灶興墾，發(fā)展棉植，解決了辦紗廠所需要的原料。民國3年（1914年）張謇還以他任兩淮鹽政使的俸金，在臺城南門口河南創(chuàng)辦了泰屬貧民工場一所，建房80余間，占地30畝，雇工進行毛巾、藤器、縫紉等項工藝的生產。民國8年張謇還將上海人招股籌建的東臺榮泰電氣公司承購下來，改名為東明電氣公司，并增加股金，添置機件，于當年秋開始發(fā)電，解決了大街與一些用戶照明的困難。光緒30年(1904年），張謇創(chuàng)辦了南通大達輪步（步即局），先開辟了外江航線，以后又組成了大達輪船公司，在蘇北內河開辟航線。開泰-東-鹽班，每日對開一次，循運鹽河由泰州至東臺，再由東臺循串場河至鹽城。后來在東臺設有分公司，沿線集鎮(zhèn)均設有輪船站，代辦貨運、客運，發(fā)展了東臺與各鄰縣的水上交通運輸。
創(chuàng)辦吳淞商船專科學校 1905年，張謇與馬相伯在吳淞創(chuàng)辦了復旦公學，這就是復旦大學的前身。1907年創(chuàng)辦了農業(yè)學校和囡子師范學校，1909年倡建通海五屬公立中學（即今南通中學）。1912年創(chuàng)辦了醫(yī)學專門學校和紡織專門學校、河海工程專門學校（河海大學前身），并陸續(xù)興辦一批小學和中學。1909年，張謇創(chuàng)辦郵傳部上海高等實業(yè)學堂船政科，因地處吳淞，曾一度稱“吳淞商船?？茖W?！薄＝夥藕?，學校改組為上海航務學院。 1958年，交通部決定在上?；謴蜕虾：絼諏W院建制，隨委托上海海運局負責教室校舍等基礎設施籌建工作。1959年9月5日，學校正式開學，并命名為上海海運學院，2004年，經教育部批準，上海海運學院更名為上海海事大學。1912年，張謇在老西門創(chuàng)辦江蘇省立水產學校，1913年全校遷往吳淞，故稱’ 吳淞水產?？茖W校”， 今天上海海洋大學的前身。 1917年，張謇支持下，同濟醫(yī)工學堂（同濟大學的前身）在吳淞復校。 1921年，上海商科大學在上海成立。上海商科大學前身是南京師范高等學校，后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擴展為國立東南大學，張謇是國立東南大學主要創(chuàng)建人之一。視職業(yè)教育，師范學校的測繪、蠶桑等科發(fā)展成為十幾所職業(yè)學校，其中以紡織、農業(yè)、醫(yī)學三校成績顯著，以后各自擴充為?？茖W校，1924年合并為南通大學。 與近代南通大學有著同源血脈關系的高校還有：東華大學、江蘇農學院（后并入揚州大學）、蘇州醫(yī)學院（后并入蘇州大學）等。中國的第一所師范學?！贤◣煼秾W校（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時一部分系科遷入揚州成立揚州師范學院）及中國第一所特殊教育學校——聾啞學校。
創(chuàng)建了國內第一所博物館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他在通州建立了國內第一所博物館——南通博物苑。1915年建立了軍山氣象臺。此外還陸續(xù)創(chuàng)辦了圖書館、盲啞學校等。1911年任中央教育會長，江蘇議會臨時議會長，江蘇兩淮鹽總理。1912年南京政(蟹)府成立，任實業(yè)總長，1912年任北洋政(蟹)府農商總長兼全國水利總長。后因目睹列強入侵，國事日非，毅然棄官，全力投入實業(yè)教育救國之路。1918年10月23日與熊希齡、蔡元培等人發(fā)起組織了“和平期成會”。
張謇乃科甲出身，狀元及第，書法自有根底，楷、隸、行、草兼擅，沉穩(wěn)深秀，傳世以行楷為多，隸書絕少見，然此副一則為隸，另則長言龍門，筆法瘦硬，縱橫飛動，妙得《禮器碑》，《石門頌》精髓，偶參篆書體勢，古雅清新，更是絕品中之精品。1922年，商業(yè)精神領袖、“狀元企業(yè)家”破產。1926年7月17日，一代“狀元企業(yè)家”在無限的寂寥和落寞中黯然離世。他的陪葬品是：一頂禮帽、一副眼鏡、一把折扇，還有一對金屬的小盒子，分別裝著一粒牙齒，一束胎發(fā)。（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fā)，8月24日，張謇墓被紅衛(wèi)兵當做“四舊”砸毀，張謇的孫囡張柔武目睹墓中葬物。）
八、喬貴發(fā)：豪爽與精明的個性 一個孤兒，一個窮光棍，一個拉駱駝的，一個做豆腐的……最終竟成為稱雄包頭的巨商!他靠的是什么?豪爽與精明的個性。苦難的童年生活磨勵了他的個性，這種個性使他創(chuàng)建了廣盛公字號，使廣盛公長盛不衰，維系了買賣二百年。他建造了山西喬家大院，被后人稱為“晉商之冠”。他的億萬家財，是從他的個性中淘來的，他在買賣上能鑄成大功，也得益于做每件事情上的豪爽與精明。
祁縣喬家堡“喬在中堂”，是清乾隆年間由喬貴發(fā)開始發(fā)富的。喬貴發(fā)原系一貧苦農民，因生活所迫，與盟兄弟徐溝縣大常村秦某相偕于1736年（乾隆元年）離鄉(xiāng)背井，到了內蒙古薩拉齊廳老官營村，在一家吳姓的當鋪當了伙計。十余年后，多少有點積蓄，便轉到包頭西腦包開了一個草料輸，并經營豆腐、豆芽、燒餅、切面以及零星雜貨，并無商號牌子。1755年（乾隆二十年）農業(yè)豐收，糧價低落，便大量買進黃豆，準備做豆腐，恰該年豆價驟漲，他們賣豆盈利更多，便掛出了“廣盛公”的牌子，以后改“復盛公”。隨著包頭的發(fā)展，復盛公營業(yè)旺盛，派生出了復盛西、復盛全、復盛油房、復盛菜園、復盛西店（客棧）、復盛西面店等等。其經營項目包括糧食、布匹、綢緞、煙酒、蔬菜、皮毛、鐵水、洗染、旅館、當鋪、錢店、票號等等，并且還發(fā)行了紙幣。以后又在歸化城設立通和店、大德店、德興店、德興長等經營糧食；設大廣順恒、晉泉源、德中庸經營錢莊；設立通順店經營皮毛、百貨；設立大德通，經營票號。喬家商業(yè)最盛時廣設于北京、太原、太谷、祁縣、西安、蘭州、南京、上海、杭州、漢口、廣州、沈陽、哈爾濱、張家口等地，全部資產約在白銀一千萬兩以上。
九、鄭和：頑強與忠勇的個性 蒼茫的大海上，船隊劈波斬浪浩浩蕩蕩奮勇前進，幾米高的大浪無情地拍打在船上發(fā)出轟轟巨響，船頭上站立一人，身高七尺開外，身穿盔甲，威風凜凜，凝神遠眺，他就是名揚四海的明朝初年的三保太監(jiān)——一鄭和，一位海外貿易的大官商。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創(chuàng)下了“海上絲瓷之路”。正是他的這種頑強與忠勇個性格才使他流芳百世。
十、榮氏家族：太極與剛正的個性 個性的魅力是怎樣使一個家族繁榮昌盛?被毛(蟹)澤(蟹)東稱為“榮家是中國民族資本家的首戶”的榮氏家族，他們第一代創(chuàng)業(yè)者榮宗敬、榮德生擁有中國人最理想的太極與剛正個性。正因為他們具有這種個性，使他們能歷盡千辛萬苦創(chuàng)下大業(yè)，贏得清末“棉紗大王”美譽。
關于他的家族，評論很多。
毛(蟹)澤(蟹)東曾這樣評價說：“榮家是中國民族資本家的首戶，中國在世界上真正稱得上是財團的，就只有他們一家?！?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高德步評價說：“從近代開始，榮家三代對中國經濟的發(fā)展做出了巨大貢獻。榮宗敬和榮德生兄弟創(chuàng)辦的企業(yè)是中國民族企業(yè)的前驅；解放后，榮毅仁支持中國政(蟹)府的三大改造，對我國經濟的發(fā)展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改革開放以后，榮家第三代榮智健等人對中國市場經濟、新興民族企業(yè)的發(fā)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榮家是愛國資本家的典型代表，解放后，獲得執(zhí)政地位的共(蟹)產(蟹)黨對于這樣家族重視有加也是理所當然。”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馬戎在接受《時代人物周報》采訪時說。
面粉大王、棉紗大王、紅色資本家、中國首富。百年來，榮氏家族從來都不缺乏這樣的王牌稱號，他們在商場上的縱橫馳騁，獨領風騷，也逐步為他們在政治上贏得了較高的話語權。這一點尤其在第二代掌門人榮毅仁身上得到最充分的體現，從1957出任上海市副市長到1993出任國家副主席，榮氏家族在政壇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滒滒離開學堂 由于家境貧寒，榮熙泰的長子榮宗敬在14歲時就不得不離開學堂，到上海南市區(qū)一家鐵錨廠當起了學徒。當時是1886年。比榮宗敬小兩歲的榮德生在私塾學校讀書，因為父親對他抱有很大的希望，認為他將來一定可以考科舉當大官。
弟弟以滒滒為榜樣 榮德生卻并不這么想，他一直以滒滒為學習的榜樣，想早日為家庭分憂，三年后，15歲的榮德生乘著小木船從閉塞的無錫郊區(qū)搖進了喧鬧的大上海。
在兄長的引薦下，榮德生進入上海通順錢莊做學徒，此時的榮宗敬則在另一家錢莊做學徒。這為幾年后他們和父親一起在上海鴻升碼頭開一個名叫廣生的錢莊打下了業(yè)務基礎。經營上的穩(wěn)妥再加上從不投機倒把，兩年不到，榮氏兄弟便掘得了有生以來的第一桶金。
大受啟發(fā) 就在生意蒸蒸日上之時，榮德生南下廣東，留下榮宗敬一人打理錢莊。在那里他呆了整整一年，廣東人思想活躍，敢于開拓，善于經營，這些都使榮德生大受啟發(fā)。他發(fā)現，從外國進口物資中，面粉的量是最大的，尤其在兵荒馬亂的年代，銷路非常好，而國內面粉廠卻只有天津貽來牟、蕪湖益新、上海阜豐以及英商在上海經營的增裕四家。
邁出決定性一步 榮德生看出了面粉行業(yè)的商機，當他把這一想法告訴榮宗敬時，兄弟倆一拍即合。20世紀的第一個年頭，榮氏家族事業(yè)邁出了其決定性的一步。
農歷二月初八，榮德生挑了這一良辰吉日破土動工，地點是在無錫西門外的太保墩，取名保興，有保證興旺的意思，這是無錫歷史上第二家近代企業(yè)。17畝地皮，四部法國石磨，三道麥篩，兩道粉篩，這是面粉廠的所有家當。
發(fā)展速度 從1914年至1922年8年間，榮家的面粉產業(yè)發(fā)展迅速，其產量占到當時全國面粉總產量的29%。這種高速度不僅在中國絕無僅有，在世界產業(yè)史上也非常罕見。到抗戰(zhàn)前，榮家的面粉廠已飆升到14家，另外還衍生出了9家紡織廠。
紅色資本家“固守穩(wěn)健、謹慎行事、決不投機”，這是榮熙泰留給兩個兒子的遺訓。兄弟倆一直以這句話來警戒自己，并因此在商場上建立了良好的信譽，每當資金緊缺之時，滬上一些銀行老板甚至會主動上門爭相要求幫忙。
“孔家、宋家都是當時上海灘數一數二的金融資本家，由于跟他們關系密切，銀根緊縮的時候，別人借不到，榮家卻可以借到。”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教授馬克鋒說。
榮氏兄弟性格迥異，榮德生處事慎重，考慮周密，而榮宗敬則敢于冒險，做起事來很有魄力，在兄弟倆默契配合下，榮家企業(yè)擴張步伐在不斷加快，漸漸地廠房就從華東鋪向了全國各地。
1949年，國民黨政權倒臺前夕，榮氏家族內部出現了大震蕩，這一年也是個分水嶺，榮家由此走向低潮。國民政(蟹)府在前一年推行幣值改革和限價政策，不久就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引起搶購狂潮，上海經濟漸趨癱瘓。
上海產業(yè)界人士紛紛遷資海外，尋求新的出路。1948年11月，榮宗敬的長子榮鴻元因套購外匯被國民黨政(蟹)府判處緩刑，后交了一百萬美元才算了結，情緒一度陷入低潮，不久就將鴻豐二廠紗機及設備售與大安紗廠，他則去香港另設大元紗廠，最后遠走巴西，1990年客死他鄉(xiāng)。其弟榮鴻三、榮鴻慶和榮德生之子榮爾仁、榮研仁等也先后離開上海。
資金的外流，致使留在內陸的榮氏企業(yè)元氣大傷。這讓榮德生氣憤不已，“生平未嘗為非作惡，焉用逃往國外？”在最后關頭，榮德生和榮毅仁父子經再三斟酌決定留在大陸。
上海解放后，榮氏企業(yè)面臨困難，不僅資金緊張，原料也供應不足，國家通過發(fā)放貸款、供應原料、收購產品委托加工等方法，對榮氏企業(yè)予以大力扶持，實現了新的復蘇。榮德生父子加深了對共(蟹)產(蟹)黨的信任感。榮毅仁在1954年向上海市政(蟹)府率先提出將他的產業(yè)實行公私合營，這一舉動為上海對私營工商業(yè)的改造工作起了積極帶頭作用，“紅色資本家”的稱呼由此得來。
“榮家之所以能一直這么富有，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很善于處理跟政(蟹)府之間的關系?！币晃粚s家頗有研究但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學者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