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簡介
2015年某日凌晨3時許，張某等人攜帶手銬、鋼管來到一加氣站內(nèi)，自稱治保人員檢查駕駛克隆出租車問題，手持鋼管追趕在場出租車司機，將何某、蔡某等人塞進車中，并使用手銬將蔡某銬上。張某向何某、蔡某各索要1.5萬元，何某與張某商定支付2000元后離開（當場支付400元，約定剩余款項轉(zhuǎn)賬支付，但未履行）。隨后，張某帶著蔡某離開現(xiàn)場，一小時后解開蔡某手銬并到達與蔡某妻子約定地點，在蔡某妻子支付2000元后離開。
分歧意見
該案中，對于張某的行為定性意見不一，主要存在三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張某采取了暴力行為，不符合敲詐勒索罪的構(gòu)成要件。不過，張某雖然當場使用了暴力威脅，但并沒有當場劫財，故也不構(gòu)成搶劫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張某的行為構(gòu)成敲詐勒索罪。理由是：張某以“駕駛克隆出租車”為由進行要挾，采取暴力威脅、恐嚇手段使何某、蔡某等人產(chǎn)生恐懼、害怕心理，進而處分財物。張某向被害人各自索要1.5萬元，達到追訴標準，符合敲詐勒索罪的構(gòu)成要件。
第三種意見認為，張某的行為構(gòu)成搶劫罪。理由為：張某手持鋼管追逐出租車司機，強行讓何某、蔡某等人上車并用手銬將蔡某銬上索要錢財，其采用的暴力威脅足以致使被害人不能反抗而交付錢財，符合搶劫罪的構(gòu)成要件。
評析
筆者贊同第三種意見，張某的行為構(gòu)成搶劫罪。具體分析如下：
一、暴力能成為敲詐勒索罪的犯罪手段
敲詐勒索罪的基本結(jié)構(gòu)為：對他人實行敲詐勒索—對方產(chǎn)生恐懼心理—對方基于恐懼心理處分財產(chǎn)—行為人或第三者取得財產(chǎn)—被害人遭受財產(chǎn)損失。①（參見張明楷著：《刑法學》（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869頁。）我國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條只采用簡單罪狀，并未對敲詐勒索罪的手段行為進行明確規(guī)定。在刑法理論上，敲詐勒索一般表述為威脅或者要挾。從內(nèi)容上看，有對被害人及其親屬以殺傷相威脅的，有以揭發(fā)、張揚被害人的違法行為或隱私進行要挾的，有以毀壞被害人及其親屬財物相威脅的，還有以憑借、利用某種權(quán)勢損害被害人切身利益進行要挾的，等等。就犯罪客體而言，敲詐勒索罪侵犯的客體還包括他人人身權(quán)利，將暴力作為其手段之一是可行的。從情理而言，要挾、威脅是常見手段，行為人在采取此類手段時會對他人人身權(quán)利造成一定程度的侵害，但損害程度不大，危害性相對于直接使用暴力較輕。在采取要挾威脅手段不能既遂的情況下，行為人也可以當場采取暴力作為達到犯罪目的的手段，這與要挾、威脅構(gòu)成了一種遞進關(guān)系。從法理上講，刑法規(guī)定了三種不同層次的法定刑，除了以犯罪金額為參照標準外，還列舉了“其他嚴重情節(jié)”“其他特別嚴重情節(jié)”兩種情形，這可以從行為人的暴力手段及造成的嚴重后果來予以考量。若將暴力排除在敲詐勒索罪的犯罪手段之外，可能導致?lián)尳僮镎J定范圍的擴大，從而出現(xiàn)兩罪界限不清的情況。
該案中，張某利用克隆出租車司機擔心違法行為暴露遭受處罰的心理趁機占有錢財，當場使用暴力威脅給何某施加心理壓力，但并未對其造成緊迫性的危險狀態(tài)。何某“自愿”當場交付錢財實為減少或者免于遭受損失，以低成本抵消高額罰款或者較重的其他處罰，且未足額交付，可見其當時具備相當程度的意志自由，故張某符合敲詐勒索罪的行為特征，但由于最終實際索取財物的數(shù)額沒有達到該省追訴標準（公私財物價值3000元以上），故無法認定為敲詐勒索罪。
二、侵財型犯罪中暴力行為的差異
與敲詐勒索罪不同的是，刑法對搶劫罪的手段行為有明確規(guī)定：“暴力、脅迫等方法”。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審理搶劫、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的規(guī)定，搶劫罪應(yīng)符合“兩個當場”的條件，即當場對被害人實施強制行為、當場獲得財物。由于敲詐勒索罪的行為人也能當場實施暴力，因此，有必要區(qū)分與搶劫罪的差異。前者行為人是在侵犯人身權(quán)、人格權(quán)、名譽權(quán)、隱私權(quán)等情況下取得財物，暴力是輕微的、未達到足以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暴力的目的是使被害人產(chǎn)生心理壓力，讓被害人在心理恐懼的情況下被迫交付財物，被害人因恐懼心理而“不敢反抗”，并不是不能反抗。后者行為人在嚴重侵犯人身權(quán)的情況下取得財物，暴力是為了足以壓制被害人、排除其反抗，使之沒有回旋余地，并不在于非要對被害人的身體健康或者生命安全造成實質(zhì)性損害。質(zhì)言之，判斷暴力是否達到足以壓制的標準時，不能完全采用被害人標準說，不能用被害人“敢于還是不敢于反抗”來判斷，應(yīng)結(jié)合暴力的方式、程度、作案工具的使用、案發(fā)時間場所、行為人與被害人的人數(shù)、性別等因素進行綜合判斷。
該案中，張某在深夜手持鋼管、使用手銬將蔡某銬上后強行塞進車內(nèi)不得離開，使其當場陷入孤立無援、不能反抗的處境。雖然張某暴力程度不甚嚴重，遠不及致殘致死，但使用器械并限制他人自由，就斷絕了蔡某求助及逃脫的后路，使被害人喪失了意志自由，不能反抗而交付財物，符合搶劫罪“暴力行為”的認定標準。
三、被害人交付財物的主觀自由
傳統(tǒng)理論認為，敲詐勒索罪的被害人交付財物可以當場、也可以日后，而搶劫罪的構(gòu)成要遵循“兩個當場”要求，只能當場取得財物。筆者認為，在“兩個當場”情形下，影響兩罪構(gòu)成的關(guān)鍵并不是被害人交付財物的時間，而是行為手段的暴力是否達到足以壓制被害人不能反抗的程度以及被害人在外來侵害下交付財物時的真實原因和主觀意志自由。就搶劫罪的認定而言，暴力壓制被害人反抗的行為與獲得財物的行為存在因果關(guān)系，被害人人身權(quán)已被嚴重侵犯，交付財物時已經(jīng)喪失了意志自由，不交付財物很可能會或者已經(jīng)產(chǎn)生現(xiàn)實性的傷害。因此，當場性對搶劫罪的認定效果更在于暴力手段是否當場實現(xiàn)，而與財物是否當場取得并沒有必然聯(lián)系。
該案中，蔡某在與何某有相同擔心的基礎(chǔ)上，更擔心張某對其實施加害行為，其交付財物顯然不是對未來可能遭受的侵害擔憂恐懼，而是出于擔心當前緊急的侵害危險。蔡某在被挾持威脅的情況下無法脫身，也沒有合法救濟途徑或者其他選擇，只能交付錢財?，F(xiàn)實的暴力侵害危險是蔡某交付財物的最終緣由。
四、對“當場”的理解應(yīng)綜合全案因素
有觀點認為，張某不是當場取財，不構(gòu)成搶劫罪，這是對“當場”進行了狹義解釋，即“具體、特定的一個時間和空間”?！爱攬觥辈粦?yīng)機械地、靜止地理解為某個具體的地點和坐標，而應(yīng)當結(jié)合案件具體過程和變化綜合考慮。就使用暴力威脅等強制手段的搶劫罪而言，理解“當場”應(yīng)具體分析行為人的暴力威脅以及對被害人的身體、精神強制的方式和程度。如果暴力威脅形成了強制且狀態(tài)一直持續(xù)，即使時間延續(xù)、空間轉(zhuǎn)變，同樣符合搶劫罪“當場”使用暴力威脅這一構(gòu)成要件。
該案中，蔡某在加氣站便被張某使用手銬困在車中，后雖然張某解開手銬但并沒有讓蔡某離開，直到取財后才解除對蔡某的強制讓其離開。蔡某在交付財產(chǎn)之前，一直處于張某的控制之下。這種情況下，應(yīng)認定張某系當場劫取財物，符合搶劫罪的構(gòu)成要件。
綜上，該案中，張某當場使用了足以壓制被害人反抗的暴力威脅，且對被害人持續(xù)實施強制行為直到取得財物，構(gòu)成搶劫罪。
原文載《人民檢察2017年4月（下半月）第8期（總第741期）》，主管：最高人民檢察院，主辦：檢察日報社。本文作者黃俊杰，單位：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區(qū)人民檢察院。P47-48。
整理：蘇州市公安局信訪處“不念，不往”、“詩心竹夢”。
